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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教育在没落
专题编辑：龙川人
发布时间:2013/1/12
02届龙川一中上清华北大5名 03届龙川一中上清华北大5名。 04届龙川一中上清华北大0名 05届龙川一中上清华北大4名。 06届龙川一中上清华北大0名 07届龙川一中上清华北大2名。 08届龙川一中上清华北大0名 09届龙川一中上清华北大? 名 ,0! 04年重点本科391左右 05年重点本科350左右 06年重点本科250左右 07年重点本科185 本A: 449 本B:191 本科合计825 专科490 总计1315 08年重点本科196 本A: 609 本B:311 本科合计1116 专科702 总计1818 09年重点本科165 本A: 本B: 本科合计1071 专科507 总计1685 龙川教育政府反思: 近几年一中的师资质量下降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前几年招的外省教师质量两极分化非常严重，有几是认真教书的？不是本地人，不是自己的子弟当然不用那么上心．我们的官老爷们却认识不到这点！我们本地又不是没有好教师！！！什么时候才能再河源教育龙川一马当先的雄风？？如今龙川的教师队伍比其它县区不稳定的多如今龙川的民风比其它县区差得多,治安世风日下!龙川政府对教育重视程度比其它县区差,抓教育不落实.如此的龙川教育!高考考得好,才有问题,龙川政府应该好好反思呀?!! 一.广义的问题: （1）教育环境在城乡之间继续恶性扩大，造成城乡高中升学率差距巨大；（2）从教学研究开展的情况看，农村学校的经费不足和骨干教师数量不足，难以开展教研活动，这些差别正是决定城乡教育差别的主要因素。（3）农村学校教师学历起点普遍低是导致城乡教学质量差异的主要原因。（4）教师老龄化，专业教师严重不足（5）教师工资低，福利待遇差教师还要承担一些摊派，如地方报纸的征订，这些费用全都直接从教师工资中扣除，这些摊派根本就不同教师商量，这些做法直接损害了教师的利益。教师待遇差、工资低，致使许多骨干教师流向县城和城市，教师人心思走。当地专科和本科师范毕业生回乡任教较少，由政府由于教师工资、住房、福利待遇等支出大而无力接收，另一方面没有经过正规师范教育的民办教师又由于能力有限而对学生的引导及培养造成阻碍。这就导致教育资源被浪费，而基础知识的领域变得越来越狭窄，着使农村基础教育雪上加霜。难以培养好的生.......... 二.主要问题：扩招，择校，管理。 1.扩招会对教育本身产生消极的影响，扩招是一个地区教育水平提升的重要标志，说明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高中教育，显然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况且像龙川一中这样的优质学位增加了，就能让更多的优秀的人才接受更优质的教育，有啥消极影响？当然没有。关键问题出现在扩招的过程，即怎么扩、扩多少。只有严格执行招生条件的扩招才是有效的扩招，而且在学校教学管理可承受范围内的扩招才是有效的扩招，否则就是滥扩或滥招。所以，说龙川一中是扩招惹的祸，那是不准确的，应该把“扩”换成“滥”才是切合实际的。 2.择校影响生源质量，这是每位校长都懂的道理，但在执行中却假装不懂。众所周知，从正规渠道考入龙川一中的学生，毫无疑问，绝大多数都是成绩优良的，如果把这些优良的学生集中在一起培养，肯定会出现“1+1”大于2的效应，但如果不按正规渠道，把一些原本达到不到要求的学生才掺杂进来，就会变成“一粒老鼠屎毁坏一锅汤”，不要总是天真地认为“坏的会学好，好的会更好”，这只是梦境，最终还得面对现实。而英明的龙川一中却选择了后者，是迫于政府的压力还是某些官员寻租的结果呢？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模式只会让龙川一中走向没落，终将丧失长期积累下来的竞争力。 3..管理。用更简单的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如果“好的学生进去坏的学生出来”，就是管理失败的终极表现。每年升中考，全县至少前一千名的考生都选择入读龙川一中，按理说，这些学生经龙川一中培养后，应该个个都是考重点大学的料才对，因为田中和实中的“二流学生”都能考取重点大学，凭什么你拥有全县最优质资源的龙川一中还考不了几个重点大学呢？投入与产出显然不成正比，说明教学管理上确实存在很严重的问题，在这方面，龙川一中应该多向,田中和实中学习，学习他们将“二流学生”培养成“一流学生”的真正秘决。寄川中励志诗鳌山之下，东江之滨赵佗故里，传承文化！千年古邑，百年川中春去夏来，秋去冬收昨日风光，今朝反思卷土重来，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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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心大学生联合会摄影大赛
专题编辑：龙川在线
发布时间:2013/1/9
第一届田心大学生联合会摄影大赛一、活动背景：田心是一个风景秀丽、人杰地灵的地方，家乡的山山水水养育着一代代田心人民，这里有神奇秀丽的霍山，历史悠久的古塔——下塔，各村异样的风情 …… 美丽的田心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家乡的美貌让我们自豪！二、活动意义：寻找田心最能感染你的一处风光，寻找家乡生活的丰富多彩。一个背影或一个笑容。睁开双眼，去寻找最美的风光和记忆中的生活！行走在乡间，每天各种形色的身影定格在我们心中，同学朋友真挚的感情，家庭生活的融洽，辛勤劳作的家人等。一起记录下来吧，留住这精彩的一刻。三、活动目的：为了更好地展示家乡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人文气息及生态特色文化。用细腻的镜头 , 独特的视角 , 深刻的主题去捕捉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 , 将家乡的美丽风景与我们一起分享 , 一起行动吧！四、活动主题：我爱我家——最美田心五、活动时间：征集时间： 1 月 1 日 -2 月 1 日评奖时间： 2 月 12 日六、活动对象：全体田心籍人员七、活动主办：田心大学生联合会八、活动内容： 1 、活动前期：利用微博、网站、 QQ 群等宣传此次比赛，鼓励、动员广大人员参与此次比赛 a. 征集作品，筛选出符合比赛条件的作品，并通知该作品的作者 b. 邀请嘉宾（有摄影知识的人员）担任评审，并对作品进行点评 c. 证书，奖品的购买 2 、活动评奖 a. 收集好的作品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评委，由评委对各作品进行打分，最后统计作品的总分。评分标准为，总分 100 分。内容占 40% ，创新 30% ，文字说明 30% b. 通知获奖作者领取奖品 3 、活动后期：将获奖作品上传到网站，微博经费预算证书 10*2=10 元。奖品 10*3=30 元作品要求 1 、参赛作品要紧扣主题，内容健康向上，拍摄形式与风格不限。参加者根据要求，精心构思拍摄的题材和角度，突破传统，锐意创新，作品要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2 、摄影器材不限，黑白、色彩均可，单幅、组照均可，题材内容不限，可以是风景类，也可以是生活类的作品 3 、作品参与方式分系列组照和单张两种，系列组照可以是自己拍摄的作品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组合到一张图片中或者是一张张按照情节连接起来 4 、每个参赛者能提交多种方式的作品，单张或者组照 5 、参赛作品规格、格式不限。 6 、所有参赛作品请附简要的文字说明 100 字以内（如拍摄地点、时间，照片介绍） 7 、谢绝提供改变原始影像的作品（照片仅限作亮度、对比度、色饱和度的适当调整，不得合成、添加、改变色彩等技术处理），同时参赛者要保留原图，以备查阅。 8 、参赛作品不得添加边框、签名、水印等修饰 9 、作品提交：照片重命名为：作者 + 学校 / 所在村 + 作品名称 + 手机号码，然后发送至田心大学生联合会邮箱： tianxindxslhh＠163.com 评奖：本次大赛将评选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优胜奖多名，（清晰度、角度、内容等均为评奖考虑因素）获奖作品将同时刊登在田心大学生联合会网站 www.txdxslhh.com 和“田心缘”报刊上并且会冲洗出来进行展出大赛免责声明： 1 ，参赛者填报信息和提交作品之行为，应视为该参赛者充分理解本规程之内容，并承诺接受本规程的约束。 2 ，参赛作品必须为本人独立或团队合作完成的作品，不得抄袭，拷贝，仿冒。评审后如被检举参赛作品不符合本规程要求的，经主办方查证属实者，取消获奖资格，如已领取奖项者，主办方有权追回原奖项。最终解释权归田心大学生联合会田心大学生联合会 2012/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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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县北部地区革命斗争史
专题编辑：龙川在线
发布时间:2013/1/6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川北地区，也就是广东省龙川县北部地区（包括今天的黎咀、黄石、车田、赤光、回龙、新田、岩镇、麻布岗、贝岭、细坳、上坪等镇），地处东江上游，北面与江西省定南、寻乌诸县交界，东面与兴宁市毗邻，西与和平县接壤。境内崇山峻岭，土地贫瘠，是个贫困山区。解放前，川北地区广大劳苦大众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和剥削，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如牛似马的生活，所以在历史上就有反压迫、反剥削、反封建统治的斗争传统，早在清朝咸丰年间黎咀的谢亚蔚、邹毛古、李洞彬等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与清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威震整个粤东北，这些自发的农民武斗斗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最终虽然归于失败，但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唤起了川北地区广大劳苦大众的觉醒，鼓舞了人民的斗争意志。此后，为了反帝反封建，川北人民一代又一代进行了英勇、长期的斗争。大革命时期，川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车田、黄石、贝岭、黎咀等地均有农会组织成立，特别是车田农运在国会议员、民主人士彭赤霞的大力支持下，开展的更加轰轰烈烈， 1925 年 12 月车田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主席巫亚海。 1926 年 5 月龙川县成立农民协会时，车田的彭赤霞、邓鸿芹被选为县农民协会委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川北地区毗邻江西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经常活动于上坪、细坳、回龙等地，革命浪潮波及川北地区，红军的政治主张、严明纪律和爱民行动给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古柏曾多次来川北指导当地革命斗争，在细坳黄麻布乡发动革命青年刘观文、刘丕栋、刘昌杰等组织秘密农会，建立地下赤卫队。 1928 年 4 月，五华、兴宁、龙川三县党组织的代表在龙川霍山太乙岩召开会议，组成“中共五、兴、龙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五兴龙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由叶卓任书记，蓝胜青、刘光复、古清海为委员，统一领导三县革命斗争。 1929 年 3 月，在回龙大塘肚成立了“闽粤赣边五兴龙苏维埃政府”选举曾不凡、潘火昌、罗屏汉为委员，古柏同志曾先后到回龙大塘肚指导五兴龙苏维埃政府工作，首先在大塘肚乡实行土地改革试点，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耕种。大塘肚成了龙川重要的革命根据地。 1929 年 1 月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中共东江特委决定成立中共龙川县临时委员会，书记叶卓，副书记陈锦华，驻地在龙川回龙大塘肚，同年 3 月成立了中共赤（光）、龙（母）、铁（场）区委，骆均光为书记，后由曾彪接任。 1929 年 12 月在回龙园田禾场背成立中共龙川县委员会，书记陈锦华，后为曾不凡。川北地区成立了中共赤光区委，书记傅仕添。此时，川北一些区乡在党的领导下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新田良兴尾苏维埃政府于 1929 年 7 月成立，刁集珍、傅元棠为主席。黄埠第七乡苏维埃政府于 1931 年 2 月成立，主席杨子杰。上（坪）、贝（岭）、浮（罗浮司）苏维埃政府于 1930 年 7 月成立，区长黄清鼎。 1930 年 10 月龙川县警大队长雷鸣纠集兴宁、大华、平远、和平等县武装 1000 多人分三路进攻大塘肚苏区，进行“五县大会剿”，中共五兴龙县委党政机关游击队被迫转移兴宁南扒村，大塘肚被洗劫一空，烧毁房屋 34 座。 1932 年 6 月撤销中共五兴龙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另组成兴龙县委、县革委会。是年 8 月，陈济棠一部及龙川、兴宁、五华、平远、寻乌、定南、和平各县武装 5000 多人对川北上坪茶活苏区进行“七县大会剿”，茶活乡长黄正卿等 10 余人率领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群众 32 人据守炮楼两天两夜，后因炮楼中弹起火，黄正卿等 10 余人掩护部分战士、群众突围后，全部壮烈牺牲。 1934 年 2 月，陈济棠部唐拨团配合上坪民团 300 余人，突然包围驻上坪兴龙游击大队 70 余人，游击队仓促应战，伤亡很大。 3 月，唐拨团又纠合龙川、和平、定南三县武装 1000 余人攻占黄麻布苏区，烧、杀、抢、劫，无所不为。 1935 年 3 月 5 日古柏同志从江西安远到龙川上坪鸳鸯坑，向龙寻边境的干部、游击队员传达上级指示、由于叛徒告密，驻上坪县警中队 100 余人突然包围鸳鸯坑，突围中，古柏等三位同志壮烈牺牲。 1935 年 6 月，罗屏汉游击队从寻乌转战龙川，一路遭敌人狙击，伤亡很大，到达径口时，被国民党军 400 余人包围，罗屏汉指挥最后 12 名男女战士与敌英勇搏斗，全部壮烈牺牲，罗身负重伤后饮弹自尽。同年 8 月，赣南挺进大队长李大添率 60 余人转战上坪枫树园，被陈济棠一个团兵力包围，李大添率部英勇冲杀，全部壮烈牺牲。至此，龙川县共产党和游击队停止了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一）中共川北党组织的重建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面抗日民族战争从此开始，历史上称“卢沟桥事变”。为了团结抗战，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动员，共赴国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为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要求全国各地尽快恢复和健全党组织，重建党的领导机构。 1938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派麦文（麦刚、麦任）到龙川重建党组织。麦文在水贝莲塘小学先后吸收黄慈宽、刘春乾、余进文（丁运）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党支部，麦文任书记。1938年9月，黄慈宽、余进文在魏则鸣（已入党）陪同下来到龙母永和找到魏南金，商量有关发展党组织的问题。并吸收魏南金、魏洪涛入党，由魏则鸣、魏南金、魏洪涛三人组成中共永和支部，魏南金任书记、魏则鸣任组织委员，魏洪涛任宣传委员。早在1934年8月魏南金考入省立一中高中部（省立一中后改为广雅中学），1937年7月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地下学联，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学生运动，1938年3月魏南金以借读方式转学龙川一中高中就读。当时龙川一中学生的抗日救国热情很高涨，不少少进步青年学生走向街头宣传抗日，阅读进步书籍，贝岭区进步青年马维中（马骏）、李卓宣冲破重重封锁，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他们的革命行动为革命青年树立了榜样。魏南金借鉴省立一中学运经验积极串连进步青年学生骆仰文、谢梅添、骆云香等人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报，宣传党的救国方针政策。不久川中放假，读书会对对成员作了回乡安排，骆仰文、谢梅添、曾立宪到黎咀宝树学校当教师，骆云香到黄石小学任教。黄慈宽、余进文帮助魏南金建立中共永和支部后，指示魏南金负责上半县的建党工作。从此，中共永和支部以永和墟育英学校为中心，开展中、上半县的建党工作，魏南金以龙川一中读书会成员为发展赏对象，于1938年秋同魏则鸣一起到黎咀宝树学校开展建党工作，介绍骆仰文、谢梅添、曾立宪三人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党小组，由骆仰文任组长。这样，川北地区就有了第一个中共基层组织，播下了第一颗红色种子。不久，在黄石小学任教的读书会成员骆云香也由魏南金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月后，魏南金代表中共龙川县委来黎咀宝树学校宣布成立中共黎咀支部，由骆仰文任支部书记、谢梅添任组织委员。骆云香任宣传委员。黎咀支部成立后，根据县委指示，并分析了当时川北地区形势，决定抓好四个方面工作：一、积极培养建党对象壮大组织；选派骆冠香、谢克仁等进步青年参加县委搞敌后援会举办的青年自我教育学习班，他们两人在学习班里加入了党组织。二、积极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抗日救国。为便于动员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经县委批准，选派谢梅添出任黎咀乡乡长。通过谢的公开身份做好社会上层人士统战工作以及掌握国民党当局的情况，为开展党的工作提供有利条件。三、利用学校为阵地，对青少年进行抗日救国理论和形势教育，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四、打开黄石地区抗日局面，建立以黄石小学为中心的抗日宣传阵地，以黄石乡作为扩建中工组织的重点。（二）在斗争中成长壮大黄石乡位于川北地区西南面，东江河穿境而过，水运比较方便，境内高山连绵，山多田少，是个典型的山区。农民以耕田种地为主业，副业靠砍柴烧炭，经营茶油桐油等山区特产收入作为补贴，生活十分贫困，但民风纯朴，能吃苦耐劳。黄石小学是黄石乡最高学府，境内唯一的一间完全小学，校舍设备比较完善，教学质量、师资质量都比较好，它聚集了一批优秀师资和进步学子。这些有利条件为开展党组织活动打开黄石抗日局面奠定了良好基础。党组织要在黄石中心小学站稳脚跟，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端掉拌脚石，扫清前进障碍。当时黄石中心小学校长对抗日救国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经党组织分析研究后，计划把黄石小学领导权争取过来，第一个方案是向县教育局反映学校领导消极抗日的种种错误，争取撤换，如不能如愿，就采取第二个方案，通过各种关系，派党员进入黄小任教，团结进步力量，逐步开展工作。骆仰文趁参加县抗先队成立大会之机，向县教育局张国馨反映了小学校长情况，要求另派新领导，张国馨却不同意。于是只好实施第二个方案。党组织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由骆仰文主动向乡长和校长汇报县抗先队成立大会情况，共同商议开展黄石抗日救国和组织抗先队等问题，解除了校长的疑虑，并力争社会上层人士的支持，成功地争取到聘请骆仰文、骆冠香、谢克仁等到黄石中心小学任教，实现挤进去的计划。为适应抗日救国运动的形势发展，黎咀党支部决定扩大活动范围，成立黄石、黎咀党小组，作为两地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核心。不久，县委派魏南金来黎咀检查工作，通知成立黎咀中心支部，骆仰文任书记，谢梅添、骆云香分别任组织、宣传委员，并将黎咀、黄石党小组扩大为党支部，由骆仰文、谢梅添分别任支部书记。 1939年夏天，接魏南金通知，为统一川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县委研究决定成立黎咀区委，由骆仰文任区委书记，宣传委员由车田支部邓镇乡担任（当时骆云香已调往外地工作）。1940 年邓镇乡要求退党，区委宣传委员则由邓镇邦担任。区委成立后，抓住有利形势，一方面大力发展党组织，扩大党的影响，此时各支部都发展了一批党员，据不完全统计，黄石、黎咀支部先后吸收了骆东林、邹炯邦、骆任重、赖冠平、谢苍生、骆平、陈炳炎、张其添、谢国华、何联初等入党；车田支部先后发展邓尧宏、陈德培、骆廷松、邓煌琴、邓镇都等入党；四中支部发展了骆东材、谢芳园、黄炎华等入党，贝岺支部发展了袁季仪、袁秀文、刘国祥、刘丕显、刘继昌等人入党。另一方面各地党支部以学校为阵地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共抗日救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同国民党顽固分子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共黎咀区委成立后，对川北地区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调整，理顺关系，实行统一领导，先将黎咀、黄石、车田党的活动实行统一领导，不久县委又决定把迁来车田的龙川一中党支部划归黎咀区委领导。龙川一中迁回佗城后，车田成立龙川第四中学，原一中支部改为四中支部。1940年上半年县委再将贝岭支部划归黎咀区委领导。此时中共黎咀区委下属基层支部，有黎咀、黄石、车田、贝岭、四中等五个。由骆冠香、邹炯邦（黄石）、李永松（黎咀）、邓尧宏（车田）、黄儒林、刘振光、骆东林（一中、四中）、袁季仪（贝岭）等担任支部书记，共有党员40多人。川北地区人民在各地党支部及区委领导下，认真执行县委指示，团结抗战，群众抗日热情非常高涨。黄石支部团结进步师生和上层人士，排队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扰威迫，控制了黄石中心小学，从1940年春起黄小成为区委领导川北革命斗争的中心，对川北各地党组织实行统一领导。黎咀支部控制了宝树学校，车田支部掌握了乡公所，派党员陈辉允出任乡长。车田民众教育馆、振武小学、车田化新学校、新街国贤学校、上坪中心小学和其他一些乡村小学都有党员在那里开展活动。贝岭支部控制了贝岭纸业会和米坳背小学。大部分党员都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少数以民众教育馆员、纸业会员、职员身份作掩护，开展公开秘密活动。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队）是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为骨干，有各阶层青年参加的抗日青年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其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泛动员工农群众，支持全国抗战运动的顺利开展，以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龙川县抗先队于1939年2月28日在佗城小学礼堂成立，黎咀区委书记骆仰文参加了成立大会。区委分析了当时的抗日形势，认为通过“抗先队”这种组织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日，树立抗战必胜信念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热血青年易于接受新思想，政治热情高，把他们组织起来，深入乡村开展抗日宣传，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必能在广大农村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区委决定在川北各个乡镇成立青年抗日先锋队，重点指导黄石党支部搞好该乡抗先队组建工作。黄石党支部以黄石中心小学为据点，联络各村小学师生和进步青年，并争取和平社会中上层人士的支持，很快就把青年发动起来，国民党黄石乡政府知道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只好同意成立抗先队组织。1939年5月，在黄石中心小学召开了黄石乡抗日先锋队成立大会。险除了黄石小学全体师生参加大会，各村小学校长和教师、青年学生、农村青年代表及各阶层人士1000多人参加了大会，会场内外贴满了标语，气氛热烈。大会由黄石小学校长主持并致开幕词，骆仰文在大会上介绍了筹建抗先队的经过，骆云香（他从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赶来参加大会）作了抗日政治形势报告，中共龙川县委魏南金到会致贺词。会议开的相当成功，对川北地区影响很大各乡抗先队在各地党组织指导下均先后成立，并开展宣传活动。黄石抗先队成立后，由骆冠香具体部署开展活动，将黄石师生分成两个宣传队，一个到黄石街宣传抗日救亡及“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一个深入农村张贴标语，演剧、教唱抗日歌曲，散发宣传品等开展有声有色的宣传活动，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各村小学校普遍开办夜校，开办妇女识字班，帮助农民学文化。学政治，认清当前形势，在黄石这个偏僻山区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烽火。川北地区党组织，通过抗先队开展宣传抗日活动，全区抗日救亡气氛很浓，使广大农民懂得抗日救国道理，一扫消极悲观情绪，鼓舞以反侵略斗志。黄石乡河洞村妇女通过识字班学习，提高了思想觉悟，主动起来做军鞋慰劳抗日战士。抗先队的宣传活动，也锻炼和造就了一批进步青年，使他们逐渐成熟起来，向党靠拢。1939年春黄石党支部建立后，不久就吸收了骆东林、黄立楷、黄彤文等人加入了党组织。 1939年，在川北地区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除了抗先队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群众组织：一个由徐希哲（后邹倩容、陈演、方云生）带队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第六分团（龙川）”；一个是由方少逸、张克明、黄杏文带队的“中大战地服务团”。这两个群团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绩背景下，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织起来的，经当地国民党政府同意公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龙川分团（六团）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于当年4月增设一个第三队（贝岭队），由余进文任队长，刘波任副队长。余进文、刘波率第三队开赴贝岭等地宣传抗日，贝岭党组织积极配合，与各方面协调关系开展宣传活动。并在贝岭举办“青年抗日游击训练班”（青干班），培养抗日宣传干部，经与当地开明绅士、贝岭区区长李敬业商定，“青干班”在民众抗敌后援会会址上课。通过学习培训，激发了热血青年的抗日热忱，后来“青干班”迁移至贝岭米背坳，贝岭党组织吸收了袁秀文、刘继昌、刘少雄、李硕华等加入共产党，壮大了党的队伍。贝岭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安与仇视，他们派亲信邓斐章借“视察东团”为名，监视贝岭队的活动，发现“青干班”讲授《论持久战》、《新阶段论》等论著时，当面指责区长李敬业“姑息养奸”。此时适逢中共东江特委青委书记饶璜湘以行商身份来到贝岭，陈演、余进文等在饶的具体指导下与邓理论，坚持有理、有节的斗争，理直气壮地驳得邓理屈词穷，邓斐章哑口无言，灰溜溜地离开了贝岭。1939年7月李敬业被迫辞职由邓斐章接任贝岭区长，他借口区署办公用地不够，将贝岭队驻地、训练场、书报室等场地全部收回。贝岭队被迫搬迁到米背坳小学驻扎，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中大战地服务团曾先后到丰稔、十二排、龙母、赤光、岩镇、麻布岗、上坪、贝岭、车田、黎咀、黄石、四都等地利用演讲、演戏、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家访、免费为群众看病发药等形式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唤醒民众抗日救国、救乡。1939年夏，时任中共黎咀区委书记的骆仰文由中共龙川县委安排到中大战地服务团工作，历时两个月，根据县委指示9月初再回到黄石小学任教。黄石地区的抗日宣传活动在黄石党支部及黎咀区委的领导下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以教师作掩护的骆仰文、骆冠香等党组织领导人，平易近人，师生关系密切，他们善于团结社会各阶层中上层人士，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敬重，因而引起当时黄石小学校长的恐惧，害怕威协到他的领导地位，把骆仰文、骆冠香等视为眼中钉，肉中剌。千方百计进行排挤、打击，学期结束后竟然不再向骆仰文、骆冠香（黄石乡党支部书记）发聘书。骆仰文只好回黎咀宝树学校任教，骆冠香也到车田官天岭国贤小学任教。学校领导排挤、打击进步教师的做法也激怒了进步学生和家长，社会上不少中上层人士对此也深为不满，1940年春谢苍生、陈炳炎在进步学生骆平、骆任重等的带动下，掀起反对迫害进步教师的学潮。经过进步师生的共同斗争，加上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持，终于迫使校长辞职下台，推选进步民主人士骆锦文接任校长。骆锦文就职后随即委托他的胞弟骆仰文任代理校长，通过这场斗争，黄石小学完全由党组织所控制，成为黎咀区委的驻地。这场斗争也锻练了进步教师和学生，他们更加团结在党的周围，骆任重、赖冠平、谢苍生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黄石小学成为中共黎咀区委驻地后，中共龙川县委领导经常来黄石小学指导工作。先后安排一些党内精英以教员身份掩护到黄石小学任教，协助区委指导川北党的工作，培养人才、壮大力量。1940年下学期由学校聘任黄超（黄韬）到黄石小学任教，当时他是中共龙川县委宣传部长（后为书记）。共产党员骆云香、李志宏也受聘到黄小任教。1941年秋，时任中共龙川县委书记的曾伟民（方定）也应聘到黄石小学任教。黄石乡党支部也驻黄小（书记邹炯邦），此时黄小一时人才济济。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黄石小学重新掀起抗日宣传活动，大唱抗日救亡歌曲，学习革命理论，下乡演戏、演说等，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宣传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宣传党的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激发群众的民族义愤。从1938年9月黄石有党组织以来到1942年6月，黄石乡的教师、青年学生参加党组织的计有：骆仰文、骆云香、骆冠香、谢克仁、骆东林、黄立桥、骆重任、谢苍生、谢荣瑜、赖冠平（解放后曾任龙川一中校长）、骆平、陈炳炎、谢国华、张其添、何初联、骆东材、谢园芳等17人。这批青年党员团结教育了周围一大批青年学生，这些青年学生离开黄小后，分别进入龙川一中、老隆师范就读，在各自的学校中发挥了革命斗争骨干作用，每逢寒署假回乡后他们都集中于黄小，编墙报、排练文娱节目在黄石墟和下农村开展宣传活动。（三）粤北事件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后，在全国各地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所制造的反共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形势。1942年5月26日中共粤北省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破坏，省委负责人被捕，这就是震动中共南方局的“粤北事件”。这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又一起迫害共产党人、破坏团结抗战的严重事件。“粤北事件”发生后，粤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国统区的党组织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6月间粤北省委宣传部长黄康抵达老隆向后东特委领导梁威林、饶璜湘传达了有关省委遭到破坏的情况，并研究长期隐蔽工作。川北地区党组织坚决执行十六字方针，宣布暂时停止党的组织生活，采取单线联系，各自找职业作掩护，要求党员“勤职、勤学、勤交友”。在白色恐怖下，川北地区共产党员坚信乌云遮不住太阳，终有云散见阳光的日子，对革命前途充满发信心，从实际出发坚持斗争，听候组织召唤。1942年署假期间，黄石乡在一中隆师就读的党员联络进步学生，集中黄小排练文艺节目到黄石墟、进解坑、长洲、龙坳、河洞等地宣传演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参加演出的有骆东林、黄旋、谢苍生、骆任重、谢芳园、赖冠平、赖作梧、骆平、骆健生、骆文然、张其添、骆东材、陈炳炎等。1942处秋，骆仰文回到家乡和畲村，千方百计保存党的骨干力量，他利用自己的威望，打通关节，先后聘请了部分党员骨干及党员到他家乡新民小学任教，先后到新民小学任教的的有谢梅添、骆冠香、邹炯邦、骆重任、骆东林、骆东材、赖冠平、赖作梧等，这些都是川北地下党的骨干。不久骆仰文又通过各种关系推荐谢梅添、骆任重分别到黎咀小学、四都上营小学任校长。通过谢、骆两人再聘请一些党员到这两间学校任教，帮助一大批党员找到合法的隐蔽地方。地下党停止活动以后，党员同志通过各种合法手段，创办企业、做小生意、教师为职业，自谋生活，平时党员之间遵照党的秘密工作守则以师生、同学、老师、同乡会、读书会等形式保持联系，互相鼓励，坚持斗争。如骆平、陈炳炎、陈学孟等利用自己积蓄的资金，在东江上游开店做生意，后来他们的店铺成了地下党交通联络站。张其添应聘到黄石乡大布小学任教。党组织活动停止后，党员同志仍然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不损害党的声誉，谢梅添、邹炯邦曾被选为国民党黎咀正、副乡长，他们坚决拒绝到任。骆东林、骆东材于1945年为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第二分校高分录取，他们也不就读。1946年党组织恢复活动后，川北地区的大部分党员，听从党的召唤，立即归队，如骆平还没接到组织通知，就前往和东分工委参加了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不久谢梅添、陈炳炎等在恢复组织活动后，听从党的安排，仍留在地方配合武装斗争，为川中、川北大队搞情报、搞给养。1944年冬，郑重文从宝安后东特委党训班结束后，也回龙川工作，出任川北工委特派员。解放战争时期（一）武装斗争的准备 1945年8月14日，日本战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结束了八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抗战胜利后，人民群众本来应该休养生息，医治创伤，过太平日子，可是蒋介石却背信弃义，挑起全国性的内战，抗战胜利后暂短的“和平”宣告结束，亿万人民又被卷入战争的炮火之中，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主要任务，已经从争取和平民主，转变成为抓起枪管子，以革命战争的手段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在全面内战的形势下，华南地区迅速恢复武装斗争已成为当前党的首要任务。1946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对于开展南方游击战争问题，作出了具体指示，指出：在目前全面内战形势下，南方各省乡村工作，应采取两种不同的方针：第一，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立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紧紧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第二，凡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则采取隐蔽待机方针，以待时机成熟。中共中央的指示，表明广东执行战略退却方针的终结，广东各地人民武装分散隐蔽阶段宣告结束。是年11月27日，广东区党委作出关于恢复武装斗争的决定，并对华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在此之前（1945年11月），挺进九连山的东江纵队第三支队所属的“龙和河人民武装工作队”（负责人林镜秋和陈实棠），经常活动于黄石、车田、黎咀、大庙、永和、铁场、贝岭等地，并在虎口设立税站，解决部队经济给养问题。1945年冬至1946年春，林镜秋率领的“龙和河武装工作队”到川北地区东水嶂山区活动，部队缺乏粮食和向导，骆仰文积极个别联系黄石、黎咀地下党员为部队筹集粮食，冒着生命危险将粮食送到部队驻地。为了解除当地群众的顾虑，骆仰文还亲自带着教师积存下来的一些粮食送到部队驻地并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群众为部队筹粮、送信、带路。地下党员骆平、陈炳炎等当时虽然还没有恢复组织活动，但仍主动联系部分进步青年协助部队张贴宣传标语，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有几次深夜潜入黄石街张贴宣传品，宣传反内战、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 1946年9月底，东纵北撤部队已胜利抵达山东烟台。王彪、林镜秋、陈实棠等率领二十余人短枪队，趁黄石墟日之机半途打伏击，活捉国民党乡长、恶霸地主黄景新，就地枪决，大快人心，为黄石群众除了一大害。车田官天岭大地主彭肇选，残酷剥削农民，群众恨之入骨，游击队于当天下午奔袭车田官天岭，活捉彭肇选，缴获步枪十二支，短枪四支，弹药、财物一大批。 1946年12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在华南地区全面恢复武装斗争，提出了不违反长期打算，实行“小搞”，准备大搞方针，进行“赤色割据”，建立小块根据地。 1947年2月，中共香港分局决定成立“中共九连地区工作委员会”（简称九连工委），书记严尚民，常委魏南金、钟俊贤，委员曾志云（吴毅），龙川党组织归属九连工委领导。全面内战爆发以后，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华北、中原各个战场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国民党不得不从南方各省抽兵力支援其主战场，驻广东各在的国民党正规军陆续北调，同时，为内战需要，国民党政府加紧征兵、征粮、征税，百般敲诈勒索、欺压人民群众，致使民不聊生，各阶层人民自发起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三征”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形成了烈火燎原之势。形势的发展为恢复和发展人民武装斗争提供了极其有利条件和良好基础。（二）武装斗争的初创 1947年以前，川北只有和东地区由林镜秋、陈实棠率领的“龙和河人民武装工作队”在黄石、车田一带龙和交界边境地区活动。当时黄石地区已经有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谢国英、骆健生、谢宗周、伍冠雄等积极投身武装斗争，先后参加了游击队。 1947年6月，为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中共九连工委所辖地区分河东、河西、和东、连和四个区，并设立分工委，和东工委由魏南金兼任，副书记林镜秋，辖和平东部，龙川北部及寻乌、定南部分地区，此时和平东部与龙川相邻地区游击队活动比较活跃，但龙川北部与江西三南（龙南、定南、全南）及寻乌等相邻地区的人民武装斗争还没有开展起来。和东分工委决定开辟川北游击区，开展武装斗争，是年5月魏南金派人通知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的原中共黎咀区委书记骆仰文到九连工委报到接受任务。骆仰文到达九连山后，向九连工委汇报了川北地区情况。九连工委指示骆仰文迅速恢复川北地区党组织活动，开展川北武装斗争，建立川北革命根据地。骆仰文接受任务后于当年8月随同九连工委常委、和东分工委书记魏南金率领原属“和平人民义勇队”的陈苏中队（骆仰文任指导员）开赴川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骆仰文首先找到当年地下党支部书记袁季仪，但袁的身体不好，难以配合行动。因系新区，情况不甚了解，为了震慑敌人，游击队突袭了国民党细坳乡长李文卿，随后转移到川北黄埠山地活动，不久游击队迎击跟踪而来的国民党龙川县大队，敌人受到沉重打击。接着部队在岩镇、车田、五顶等乡村开展活动。骆仰文在抗日战争时候是川北党组织的领导人，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平时广交朋友，受到教师、学生和一些中上层人士的敬重，这次以他为首在川北地区高举红旗，开展川北游击区，消息一经传开不胫而走，立即得到以前的同事、学生、朋友的热烈响应，纷纷参加游击队，川北党组织也得以彻底恢复，大部分党员欢欣鼓舞，纷纷归队，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1947年9月，中共九连工委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决定建立川北游击根据地，成立中共川北工委，由骆仰文任书记，委员朱田光。不久川北工委即组建了自己的武装队伍，公开名称叫“川北民众自卫队”由骆仰文任队长（化名骆骁），朱田光任教导员。这是川北地区由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武装队伍。在川北地区竖起第一面人民武装斗争的红旗。（三）武装斗争的发展中共川北工委成立后，翻开了川北地区武装斗争新的一页。从1947年秋冬开始，九连地区武装斗争已由“小搞”转入“大搞”。为配合当前对敌斗争形势，必须迅速打开川北地区革命斗争局面。开辟川北游击区需要大批有知识，有一定组织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年轻干部。川北工委根据实际情况先后安排一部分党员参加游击队，充实领导力量，如黄石的骆平、骆健生、谢子陶、黎咀的邹炯邦、邹昆光、车田的杨荣烈、朱文和、邓镇邦、彭万钦、袁棣青等到游击队担任领导职务。另外安排一部分党员继续以各种职业作掩护在地方开展工作，为游击队提供情报、筹备给养，健全和发展地方党组织。自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恢复武装斗争以后，整个东江地区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形势发展很快，川北地区由于正确执行了九连工委的指示，武装斗争迅速掀起高潮，从1947年9月至1948年4月仅仅半年左右时间，武装队伍发展到五百多人，主要有：一、1947年10月在右江和左江两个武工队基础上扩建为80多人的川北主力中队。队长黄伟枝（黑仔），黄伟枝负伤后由杨荣烈接任队长，指导员魏秋环，小队长叶云香、骆云招、彭发祥、凌章。政治服务员刘云、骆艾、彭力耕（思祥）、彭章等。中队长黄伟枝是个有名的神枪手，有实战经验，打仗勇猛，所以这个中队战斗力较强，敢打硬仗、恶仗。二、1947年7月，朱文和在九连工委举办的“青干班”学习结束后，魏南金指示他回川北地区在骆仰文领导下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筹建，于是年11月组建一一支三十多人的武装队伍，不久扩大至七八十人的中队，这个中队的领导力量较强，重视队伍建设，有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川北第二个主力中队，队长朱文和，指导员袁若芳。三、1947年12月，“三点会”骨干金曾金联络七八十人要求参加革命，加入游击队行列。川北工委考虑到，曾金这些人虽然成份比较复杂，帮派思想较严重，但他们当中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出身，加以改造是有可能成为革命队伍的，经研究决定同意他们成立一个中队，由曾金任副队长，川北工委派彭万钦任中队指导员，并分配一部分党员到该队任小队长和政治服务员，以利于团结改造这支队伍。四、1947年冬，川北工委考虑到队伍日益扩大，后勤给养是个大问题，便决定成立精干的武工队。武工队员大多是有文化、能独立工作的青年党员，他们有分有合地开展活动，是游击队的精英，如黄石的张彪、谢子陶、谢云芳、伍冠雄、骆健生、骆介、谢宗周，黎咀的邹昆光、黄文康等，解放后均为县区政权的领导骨干。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收税筹粮保障部队供给，动员和护送青壮年参加革命部队，为部队收缴民间枪支，并协助掩护部队伤病员。这些武工队员生龙活虎地活动于东江上游江边及山地。五、1948年1月，邓森收缴了车田邓姓三十多支步枪，成立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活动于黎咀、黄石、车田一带山区，此时川北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很快，不少青年和贫苦农民纷纷要求参加部队，川北工委派邓镇邦领导这支队伍，不久发展到一百五十六人，当时，国民党龙川地方武装已开始对川北地区进行“清剿”。为了应变，川北工委决定将这支新建的队伍整编为两个中队，一个代号为飞虎中队，中队长由彭思登担任，正副指导员为邓镇邦、陈辉玲担任。一个代号叫飞龙队，杨学赞（原在和东当参谋，后调来川北为一般武工队员）任副中队长，指导员刘云。整编这支新组建的队伍，以应付龙川当局的“清剿”是必要的，但错误地把兵权交给了彭思登、杨学赞两个坏人手中，为以后川北革命斗争埋下了两颗定时炸弹，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六、1948年春节后，国民党五合地区黄丙组织起一支二十多人枪的队伍，川北工委把它编成一个独立小队，黄丙任队长，川北工委派邹炯邦任指导员。七、1948年春节后，武工队员陈芦在其家乡拉起一支二十多人枪的独立小队，活动于五顶乡及和平县长塘乡一带山区。八、1948年3月，贝岭地区成立了一个以刘驳平为组长的武装工作小组，活动于贝岭山区，约十人左右。九、1948年2月，敌人开始扫荡川中地区，魏洪涛率领川中主力魏强中队转移到川北活动，指导员刘波（兴宁人）、罗突。同时还带来一支骨干力量，从领导、军事方面加强了川北地区的实力。同年夏“龙川民众自卫队”改称“川北大人”，统一领导川北人民2民力量，大队长骆仰文、教导员朱田光。隶属和东分工委领导。随着人民武装队伍的壮大，部队活动地区也迅速扩展，涵盖了东江上游两岸村庄，原黄埠乡汤湖、中塘、郭岭、丰坑、翟头；原五顶乡大畲、石背、陂里坑、大塘肚、鸡笼嶂、麻黄山；车田乡樟州、莲塘、凌坑、马畲、翟下、园塘；贝岭米坳背、罗陂；岩镇郑坑；麻布岗大古村；上坪铁龙（今为金龙）、青坑；细坳三门前、筠竹坪、张田、溪口、小三是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方。樟州附近十多个自然村及五顶乡大畲村和今鹤畲林场附近一带村庄均是游击队的根据地。黄石乡杉木坑、坳背、尖山脑、和畲、桔子嶂、六角嶂、上和畲、黄京塘、麻茶坳、黄岭背、上下黄沙、嶂子下、公洞、龙坳、象湖、冯田、长洲、进解坑、稔坑、黄榜；黎咀乡满东坑、张沙、龙潭镇、猪头石、满村、老虎口等地都是川北大队活动地区。（四）武装斗争的波折 1947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在全国各个主要战场已陷入危局，为挽救陷入全面况崩溃的危机，国民党统治集团遂决定加强对华南地区的经营与控制，加紧对广东各地人民武装实行军事“清剿”，从12月开始，对广东各地游击区发动所谓“分区扫荡，重点进攻”疯狂“清剿”，对九连和东川北地区的有民武装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1948年春节后，国民党龙川地方武装黄道仁等配合广东省保安第五团对川北游击区进行扫荡。是年3月3日川北大队朱文和中队从黄埠出发，横渡东江，计划开辟通往江西寻乌游击走廊，当晚住宿麻布岗大古村司马第屋，被敌人发现，第二天便纠集贝岭、上坪、岩镇等地联防队二百余人分路包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朱文和中队分两路突出重围，突围战斗中杨春光、朱吉秋、朱日柱等三位同志不幸牺牲，杨尧、朱德得、刘元等同志负伤。同月，朱文和中队在贝岭米贝袁屋宿营时，贝岭、细坳等地联防队近百人分路包抄朱文和中队哨兵及时发现，全队战士迅速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打击敌人，双方激战大半天，毙伤敌多人，战斗至黄昏，敌人害怕夜战，匆忙抬着伤兵败退，游击队无一伤亡。当年，在龙和边境石印塘和东林镜秋部队会合时，遭到和平方面敌人的偷袭，川北部队为了掩护兄弟部队安全转移，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将敌人击退，这次战斗中杨荣烈中队牺牲了骆照、彭百胜两位同志，朱文和中队的朱日桂负伤。在五顶乡靠近和平边境，川北部队与进犯的谢洪恩地方武装展开激战，由于游击队抢占了有利山头，先发制敌，战斗打响后，敌人慌忙应战，阵脚大乱，谢洪恩惊惶失措翻滚下马混进士兵中逃生，此役游击队无伤亡。敌人的军事进攻虽然来势汹汹，但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与强敌正面交锋，在大山中与敌人周旋。游击区的群众不顾安危，献粮献物，掩护部队活动，各地红色交通站秘密为部队提供情报，医治伤病员，游击队对敌人的行踪了如指掌，所以敌人占不了多少便宜。在反“清剿”的残酷斗争中，游击队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天天走羊肠小道，翻山越岭，不断行军转移，风餐露宿，蚊叼虫咬，但他们仍然斗志昂扬，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在强敌面前，顽强地与敌人战斗。龙川国民党当局于1948年4月在川北大队内策划了一起“集体投敌”的严重事件，这就是当年轰动全县的“车田事件”。川北大队的武装起步较晚，只有以黄伟枝（后杨荣烈）为队长、魏秋环为指导员的粤江中队和以朱文和为队长、袁若芳（后邹炯邦）为指导员的韩江中队，组建较早，党的领导力量较强，部队素质较高，战斗力较强；而曾金中队、飞龙中队（副队长杨学赞）、飞虎中队（队长彭思登）等都是新组建的，内部成分复杂，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当时正处于人民武装大发展时期，政治上把关不严，让一些投机分子、土匪、敌特钻进来，在队伍司令部埋下了定时炸弹。国民党地方当局利用这些弱点，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极其卑劣手段，与钻进游击队的特务和个别败类互相勾结，串通一气在内部制造混乱，企图瓦解部队。他们指使飞虎队彭思登利用篡夺了的权力与飞龙队的杨学赞及小队长邓强等同车田乡长邓作铳，自卫队长邓鸿呃勾结，欺骗威逼飞龙、飞虎两个中队战士下山投敌自首。飞龙队指导员刘云及时觉察到杨学赞的阴谋，当机立断率领该队大部分同志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刘云教育挽救过来的同志补充到其他中队。“车田事件”发生以后，土匪出身的曾金‘匪气’不改，害怕革命，不听指导员彭万钦的劝教，造成队伍分裂，他率领的一部分亲信向国民党贝岭区政府自首。指导员彭万钦挽救了一些同志补充到杨荣烈、朱文和中队。袁若芳已调走，邹炯邦、彭万钦朱文和中队任指导员。投机分子黄丙来率领的小队，在行军中故意制造假情况，将队伍解散，指导员邹炯邦发现情况有异及时率领部分战士安全转移，减少了损失，以后川北工委将这部分战士编入朱文和中队。活动于大顶乡的陈芦和活动于贝岭的刘驳平也受到影响发生动摇，先后向敌人自首。但杨荣烈、朱文和等中队全体指点员革命意志坚强不为所动，他们抱定革命必胜的信念，在处境虽危、生活虽苦的情况下，仍在深山老林中与敌人周旋，伺机歼敌，坚持斗争。“车田事件”后，川北大队一时减员较多，士气也受到影响，中共川北工委及时采取措施，加强领导，稳定局面，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果断地作出下列决定：一、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认清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坚信暴风雨过后，必将迎来明朗的晴天，困难是暂时的，不久将迎来全国的解放，以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二、纯洁内部，肃清内奸，及时逮捕潜入川北地区进行策反的特务分子张钦文，并经上级在黄埠分开执行枪决，同时处决了混进朱文和中队的敌特分子周彪，还查出打进杨荣烈中队并混进党内、窃取班长职务的谢富，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三、重新整编队伍，加强管理，集中行动。川北地区除了骆平的武工队继续单独进行活动，掩护伤病员和为部队筹措给养外，其余部队跟大队统一行动，选择有利时机，出其不意打击敌人，尽量避免与敌人硬拼。由于川北工委采取措施得当，部队虽然减员较多，但经过整顿后队伍更加精干，更加团结，战斗力更强，指战员在斗争中得到了磨炼，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在为提高，国民党地方当局企图瓦解消灭川北大队武装力量的阴谋，最后以失败告终。国民党当局在大举进攻川北游击区的同时，政治上也发动强大攻势，强化保甲制度，实行五人联保，强迫各保成立联防队，企图阻断游击队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对游击队的亲属进行烧、杀、抢、悬红勒索，威逼家属上山“劝降”，广大乡村一片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给游击队活动增加了巨大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和“清剿”，川北工委根据九连工委指示精神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采取公开合法与秘密斗争相结合策略与敌人较量。趁地方当局组建村保联防队的时候，利用人缘、地缘、亲缘关系指派部分党员打入村保联防队，掌握和控制这些地方武装，如派遣陈丙炎打入黄石第二保联防队任队长，谢云龙任龙坳联防队队长，骆任重任和畲联防队队长，并动员一些同情共产党的进步青壮年加入各保联防队，这些新成立村保“联防队”，实际上大多数为游击队所控制和利用，变成“白皮红心”。如黄石每二保联防阴在陈炳炎的率领下，有效地保护了地下党黄榜渡口交通线的安全，谢云芳率领的龙凹联防队成为游击队通风报信的交通员，有些保联防队主动与游击队达成默契，互通信息。“互不侵犯”。地方当局虽然加强了保甲制，但不少保甲长在地下党的教育和影响下，不但不敢干有损于游击队的事，反而积极掩护和暗中出粮出钱支持游击队，往往白天应国民党当局，夜间又接待共产党游击队，如黄石乡第六保保长叶香苑，他为人正直，同情共产党，活跃于龙和边境的武工队是他家的常客，武工队频繁出入他家中，从来没有什么闪失。敌人对游击队的家属虽然进行烧、杀、抢，但大多数家属没有被吓倒，他们深厚感情明大义，不怕敌人的威迫和利诱，宁愿倾家荡产，忍饥挨饿，千方百计凑足“悬红”谷上交地方当局，绝不劝亲人下山“自新”。如黎咀谢梅家属被迫上交“悬红谷”四十石，郑重文家属郑梅生、郑秋阳曾被捕入狱，被勒索稻谷十五石后才放人。邹炯邦、邹昆光家属各上交二十石。川北工委书记骆仰文的房屋也遭到敌人的洗劫与焚烧。 1948年6月20日，中共香港分局撤销了九连工委，成立“中共九连地区委员会”（简称九连地委），书记魏南金、副书记钟俊贤、常委郑群、黄中强、曾志云。九连地区人民武装部队改编为“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边支队”，司令员钟俊贤。副司令员郑群，政治委员魏南金。同时成立“龙和边工委”，书记骆仰文，副书记兼组织委员李群、宣传陈荣章，委员梁锡祥、林若。把地方党和部队党的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把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党对武装部队的绝对领导。同年8月7日，九连地区人民武装部队集中在河西上莞，举行成立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边支队成立大会，庄严宣布粤赣边支队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支队成立《宣言》和给党中央、毛主席、各友军、各人民团体、各界同胞的“通电”。《宣言》明确宣布：“我们是伟大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宣言”号召：全区军民团结起来，消灭一切敌人，解放全区人民，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独裁统治，彻底解放全中国。从此，标志着九连地区人民武装部队向正规化大地迈进了一步。同时，在原川中活动的“龙川人民义勇军”改编为“粤赣边支队独立第一大队”，魏洪涛任大队长兼政委，川北的“龙川民众自卫队”改编为独立第三大队，骆仰文任大队长，副大队长谢梅添，正式纳入支队战斗序列。1948年冬，魏洪涛调离川中，独立第三大队政委由骆仰文兼任。1948年秋，活动于川中、川北地区的游击队奉支队命令集中河西解放区休整，参加河西休整的部队有：魏强和刘波（兴宁人）中队，朱文和与邹炯邦中队，杨荣烈和魏秋环中队，独立第一大队，李群队。休整期间，九连地委领导魏南金、钟俊贤、郑群、黄中强等看望了部队，解放区群众也来慰问部队，地委领导在总结会上充分肯定了川北武装斗争的成绩，鼓励全体指战员，继续努力，战胜困难，迎接全区解放。指战员趁休整期间认真学习政治，学习军事知识，对当前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政治思想觉悟大为提高，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军事素质亦有显著提高。经过一个月的休整，部队补充了枪枝弹药及物资，按照支队部署，独一、三两个大队仍然开回龙川在川中、川北地区活动，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当年中秋前夕独一、独三两个大队回到和东边境的东水嶂，雅沙嶂一带活动，国民党龙川自卫总队长黄道仁当即纠集叶步梯、古桥汉、邓建杰、黄雪雄、魏坑、叶森等县、区、乡、保等地方武装一千多人前来“扫荡”。游击队已及早发觉了敌情，首先抢占有利地形，分东西两路严阵以待，这是部队返回龙川后的第一次战斗，游击队经过休整，士气高涨，个个摩拳擦掌，要给敌人迎头痛击。西路敌人从四都上营方向来攻，这些敌人是各乡的自卫队，是一群乌合之众，被逼上阵，毫无战斗力，一经打击就四处逃窜，谢洪恩在后面督阵，掳夺见情况不妙，龟缩在上营，不敢妄动。东路之敌是谢洪中队，起初企图抢夺我游击队有利地形，刚一出来就遭到游击队的机枪猛烈扫射，刹时枪声如鞭炮响，整个阵地硝烟弥漫，敌人知道遇上了劲敌，而且又处于不利地形，也不敢轻举妄动。敌人虽然在数量上数位于游击队，但士无斗志，各怀鬼胎。战斗断断续续至傍晚，敌人害怕夜战，担心游击队摸黑断其回路，便匆匆收兵回巢。敌人的分进合击只得草草收场，“围剿”游击队的阴谋归于失败。战斗结束后，部队立即转移到黎咀和畲、东水嶂一带休整，上下党员骆重任、陈炳炎等动员群众为部队烧水做饭，宰大猪慰劳游击队重回龙川首战告捷。雅沙嶂反围剿战斗结束后，龙和边工委分析了龙川形势，考虑到龙川国民党当局势力还比较强，游击队尚未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不利于大部队活动，给养各方面都有不少问题，经请示九连地委同意，由骆仰文、魏洪涛率领朱文和中队，回川北坚持斗争，其余部队由郑风带领经川中、川南、河东转移到河西根据地编入支队主力三团，代号为云南队。朱文和、彭万钦队回川北后，处境很困难，物资奇缺，给养困难，几乎天天转移，夜夜行军。但由于他们发挥党支部的战斗作用，党员吃苦在前，事事带头，把战士们紧紧团结的党支部周围；另方面紧密依靠群众，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社会各上层人士，尽量争取他们为部队提供物资支援，掩护医治伤病员。朱文和这个中队在艰苦的环境中不但没有减员，反而不断壮大，为重新打开川北武装斗争局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时魏秋环、邹炯邦留河西工作，杨荣烈与赵向平回川北组建龙定兴边人民抗征队，队长杨荣烈，指导员赵向平。（五）武装斗争的胜利中共九连地委和粤赣边支队成立后，按照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具体分析了敌我态势，迅速组建了四个主力团和两个直属大队。主力部队建成后，主动出击，寻找战机，歼灭敌人，1948年冬，全国政治和军事形势发生了更加重大的变化，辽沈战役结束后，接着进行淮海、平津战役。国民党军队主力已基本被解放军歼灭。“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战有绝对的优势，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已成定局。国民党统治集团即将土崩瓦解。粤赣边支队司令部乘此大好形势，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连续取得了“五战五捷”的重大胜利：一是10月24日的“白马之战”。支队三团由严尚民、郑群等首长率领在东江岸边打垮了梁桂平的护航大队，毙、伤、俘敌数十人。缴获机枪两挺，长短枪三十余支，掷弹筒二个及军用物资、走私物资一大批，补充了部队军需供给；二是11月15日连平大狮子脑战斗。驻扎在连平大湖狮子脑国民党保一团一个加强连一百六十多人，被支队主力团队歼灭，毙敌七十多人，俘敌三十五人，缴获机枪五挺，长短枪五十多支，掷弹筒五个，物资一大批；三是11月29日鹤塘设伏击战。保五团一个加强连及兴宁税总廖颂尧缉私队一个排护送走私船由河源沿东江而上，支队主力在东江边名叫鹤塘的地方设伏歼敌，经过一个多小时激烈战装斗，全歼顽敌，毙敌三十五人，俘敌十四人，其余敌人淹死江中，缴获迫击炮一门，轻机枪两挺，步枪二十一支，炮弹六箱，子弹及物资一大批；四是12月24日，骆湖大坪之战。保十三团一个营于深夜从曾田出发企图偷袭骆湖。支队主力在骆湖大坪将敌包围，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打垮敌人一个连，毙敌三十一人，俘敌十六人，缴获长短枪三十七支；五是1949年1月11日大人山阻击战。保十三团第二营及第一营一个连共七百余人，当天从河源护送一支船队沿东江逆江而上，支队司令部决定在大人山进行截击。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随即将敌人截成数段，分割包围，在支队主力三、四团的勇猛打击之下，敌人鬼哭狼嚎，狼狈逃窜，此役缴获迫击炮两门，六○炮四门，火箭筒十支，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八挺，步枪一百五十多支，炮弹五十二发，子弹万余发，其他物资一大批，毙敌九十余人，伤敌五十人，生俘八十五人。 “五战五捷”是正确执行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备方针的结果，说明九连地区人民武装力量已有能力与敌人进行较大规模的山地运动战，在运动战中能够整连整营地歼灭敌人，完全打开了九连地区的被动局面。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1948年12月15日，中共香港分局经请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中共粤赣湘边区委员会（简称粤赣湘边区党委），由伊林平为、黄松坚、梁威林、左洪涛、严尚民等人组成，以伊林平为书记、黄松坚、梁威林为副书记。九连地委归属边区党委领导。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正式成立，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支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简称东二支），原支队政委魏南金调边纵政治部工作，由钟俊贤任政委，郑群任司令员，曾志云任参谋长，黄中强八开政治部主任。1月19日，粤赣湘边区党委发出《关于公布名义的庆祝及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要求各地在庆祝粤赣湘边纵队成立的同时，大力开展宣传工作，扩大政治影响，号召人民群众支援部队，大张旗鼓地开展政治攻势，震慑敌人，瓦解敌军，主动向敌人发起进攻，扩大根据地。 1948年冬，中共龙和边工委，川北工委主要领导人骆仰文和川中工委负责人魏洪涛根据九连地委指示，率领部分骨干从河西返回龙川，骆仰文、谢子陶、邹纯彬、骆福荣、李风等五人重回川北，在黄石东水嶂听取了在当地坚持斗争的武工队长骆平的情况汇报，接着渡江北上在黄石杉木坑地下交通站听取了张彪、凌春桃、彭万钦等人的汇报，对川北形势进行了分析，从全国和东江地区来看革命斗争形势很好，但川北白色恐怖阴影未散，地下党和人民武装力量仍处于隐蔽分散状态，没有大部队活动，只有朱文和一个中队在车田、黄埠、贝岭、赤光一带山地坚持斗争。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条件还不具备，从军事上打开川北局面有困难。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策划地方武装起义以达到夺取政权建立根据地的目的是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向江南进军，蒋家王朝覆灭、崩溃为期不远，国民党各级政权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小官员何去何从，正在十字路口徘徊。各自为自己谋划出路，形势对策反十分有利。分析川北当前形势后，中共九连地委指示中共龙和边工委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开展对敌斗争，一方面抓紧有利时机扩大人民武装力量，寻找战机，灵活机动打击敌人；另方面开展政治攻势，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进行攻心战。策划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武装弃暗投明。那么选择哪个地方为突破口？川北工委通过调查研究，分类排队，经慎重考虑，最后确定以车田乡为突破口。车田地处龙川中部。战略地位重要，如车田起义成功，整个川北地区乃至龙川、和平两县均将受到重大影响和震撼。同时，组织策划车田起义也有其有利条件：一、车田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土地革命时期，这里的农民运动就搞得轰轰烈烈，抗日战争时期地下党在这里作过长期活动，发展了一批党员，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恢复武装斗争后，这个地区参加游击队的人数最多，基层群众是拥护革命、拥护共产党的，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二、车田乡是川北地区最大的一个乡镇，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粮食较充裕，可为新生政权提供物质基础。三、车田地区整体文化水准较高，有一批民主人士可以团结利用，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声望，如彭赤霞、彭寿眉、邓渠青、杨子杰、邓尧普（县参议员）等不但在群众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而且在统治阶层内也有相当影响力，这些人士有正义感，不满国民党统治，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四、“车田事件”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的，大部分是受蒙骗上当，事后多有悔悟。群众对“车田事件”多数能正确对待，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他们仍然支持革命。五、车田国民党统治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这里毗邻和东，连县县人民政府已于1949年1月1日在和平青州成立，和平彭、林、古三寨游击队活动十分活跃，古寨、彭寨也正在做起义的根据川北情况，川北工委随即作了以下决定：一、通过传单、标语、报刊资料以及其他行之有效方法广泛宣传全国各地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造成强大的政治攻势，动摇反动政权，瓦解敌军。二、利用邓镇邦配合武工队对车田敌人采取攻心战，向他们指明出路。邓镇邦在“车田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但当时他是处于被动地位，敌人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逼他就范，事后一直悔恨交集，深感内疚，离队后据调查，他并没有再干有害于革命的坏事，邓在车田有一定的影响力，可以通过他去策反车田自卫队。骆仰文亲自找邓镇邦谈话，严正指出他在“车田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邓也正视自己所犯错误，表示洗心革面，从新做人，恳求组织给他改正错误，带罪立功机会。骆仰文将将组织决定派他去策动车田自卫队起义之事告诉了他，要他密切配合部队行动。邓当即表示接受党的考验，，全力协助组织去完成这一任务。为了慎重起见，骆仰文又与谢子陶、彭万钦等具体分析了车田上层人士的情况，逐一进行排队，尽量争取、团结上层人士帮助做策反工作，经讨论把邓渠青作为争取重点对象。邓渠青曾任过国民党区长，在社会上是一个有影响、有威望人物，有正义感，同情革命，在大革命时期因同情和支持左派，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1947年冬，他曾亲自向游击队领导表态支持人民解放事业。骆仰文当即指派谢子陶、彭万钦两人代表党组织面见邓渠青，具体商谈有关敦促车田自卫队起义之事。邓渠青平时很关注时局动向，深知蒋家王朝末日将临，共产党稳操胜算，龙川解放是早晚的事。表示愿意规劝车田自卫队队长邓洪恩率部起义。1949年底，时任华北“剿总”司令的傅作许多方面将军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即现在的北京）的条件，率部起义，保护了历史名城。傅作义的起义，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很大轰动，为车田策反工作提供了极其有利条件。邓渠青和邓镇邦接受任务后，随即约见车田乡军政人员，向他们指明出路，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脱离国民党，投奔共产党。并郑重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待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优待政策，既往不咎，立功受奖，量才使用，保证起义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车田乡军政一班人衡量了利弊之后，决定接受共产党条件，同意率部起义。组织车田起义是一件大事，川北工委书记骆仰文用时向九连地委书记魏南金详细汇报了川北当前形势，重点汇报了组织车田起义的进展情况。魏南金充分肯定川北工委的工作，指出组织车田起义具有重要意义，起义成功与否，不仅仅是关系到打开川北革命斗争局面问题，对整个和东地区都有重大影响。指示川北工委一定要精心组织，集中力量把这一工作做好，九连地委和东二支司令部将给予大力支持。为了加强龙和边境地区党的领导，经地委研究决定成立龙和边区工委，由骆仰文、陈荣章、梁锡祥、李群、林若五人组成，书记骆仰文、副书记李群、组织委员李群（兼）、宣传委员陈荣章，委员梁锡祥、林若。九连地委指示必须抓好当前有利时机开展政治攻势，动摇瓦解敌人，创造条件，扩大武装队伍，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地委还决定，因魏洪涛已调离龙川，独立第三大队政委由骆仰文兼任。骆仰文带着地委指示及时回到龙和边境和平古寨上半坑主持召开边工委会议，传达地委决定和对边区工作指示。参加会议的除了边工委五位委员外，还有何友达、凌春桃、彭万钦、谢子陶、肖日保等。会上，大家交流了各方面情报，分析了边区总的形势，具体研究如何贯彻地委指示问题，一致认为要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扩大革命队伍，加快车田起义步伐，迎接斗争新高潮。边工委会议结束后，各位领导人分别回到原来活动的地区传达九连地委及分工委的决定。骆仰文听取了彭万钦、谢子陶两人对组织车田起义的详细汇报后，认为车田起义条件基本成熟，决定成立车田起义领导小组，由彭万钦直接领导，邓镇邦、邓渠青、邓洪恩、彭铨标、陈德中、邓洪源六人为领导小组成员。领导小组于1949年2月举行成立宣誓仪式，并具体研究筹划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如迎接东二支主力部队、成立车田乡人民政府，召开庆祝车田解放大会的筹备工作，发表通电等等事宜。在积极紧张地组织车田起义的同时，边工委还采取如下措施：一、迅速将原先分散掩蔽活动的同志集中起来在车田、黄石等地开展扩军活动。二、车田有个官仓，每年征收上万担粮食供应官方粮秣。1947年后，这个官仓移交车田中心小学管理，由该校校董事长邓培森负责。边工委决定通过邓福祺、邓达生两位进步青年教师以各种借口，阻滞地方当局运走粮食，以备车田解放后保障部队给养和帮助群众渡荒。三、各乡地下党和武工队积极创造条件在各乡组建新的武装队伍，策划当地军政人员起义。是年2月底，川北大队杨荣烈率部于黄埠截击国民党押运粮货船队，缴获大批物资，解决了部队给养。不久，九连地委书记魏南金通知骆仰文到地委接受新的任务，骆仰文向魏南金汇报了龙和边工委近期工作情况及车田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魏南金听过汇报后向骆仰文宣布地委的决定，调骆到川中工作。原因是魏洪涛已离开川中到了主力部队。魏南金告知骆仰文，国民党保十三团，在全国形势影响下，经党再三教育，团长曾天节有弃暗投明的意向，准备把队伍拉到老隆宣布起义。川中靠近老隆，要骆仰文迅速前往川中扩大武装力量，迎接龙川解放。有关车田起义问题，地委已作安排，叫骆仰文放心前往川中工作，同时地委决定川北、川中武装部队统属独立第三大队建制，由骆仰文任大队长和政治委员。骆仰文回到龙和边区后，向工委传达了九连地委的决定，并与李群、谢子陶、彭万钦进一步落实车田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对车田起义后一些问题也作了安排，如车田乡人民政府人选问题，配合东二支主力部队反击敌人进犯车田解放区问题，车田起义后策划川北各乡积极响应问题等等，布置就绪后骆仰文才离开川北前往川中赴任。为了进一步落实车田起义工作，龙和边工委在和平县贝墩粘田坑再次召开会议，因骆仰文已调川中工作，会议由李群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李群、陈荣章、何友达、彭万钦、谢子陶、肖日保、李根、郑新强、谢国英、陈德培等。会议讨论了起义日期，规定联络符号和惩办当地首恶分子等问题。与此同时，在车田地下党陈德培、邓煌琴、陈学孟等紧密配合下，通过各种渠道各方关系认真做好社会各界中、上层人士工作，乘改选乡、保、甲长之机，安排一些进步分子出任乡、保、甲长，结果，邓渠青当先为车田乡乡长兼联防主任。邓渠青出任乡长之后，进一步加快了起义步伐。经中共九连地委批准，车田起义时间定于1949年4日。由郑群、林镜秋等率领东二支部队部分主力进军车田。当天，国民党车田乡政府与自卫队按原定计划宣布起义，新任乡长邓渠青以及联防中队长邓洪恩、副中队长陈德中等率领起义士兵与学生、群众一起敲锣打鼓列队热烈欢迎东二支司令员郑群、团长林镜秋统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车田。接着召开了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庆祝车田解放的群众大会，宣布正式成立龙川县第一个乡人民政府。广大群众欢喜若狂，鞭炮声响彻云霄，新生红色政权的领导成员在热烈的掌声中宣誓就职，发表施政演说，发表起义通电。车田和平解放就象一颗重磅炸弹在龙川统治阶层爆炸开花，吓得目瞪口呆，为他们的末日来临敲响了丧钟。车田和平解放后，敌人进行反扑早在意料之中，东二支进驻车田主力部队在当地武装部队配合下已作好部署，严阵以待。几天后，国民党龙川县大队黄道仁和谢洪恩配合保有五团一个营企图进犯车田解放区，北面由贝岭区所属各乡自卫队南下，东南面由黄道仁、谢洪恩及保五团一个营向北进犯。南面来犯之敌还未站稳脚跟即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此时东二支部队不管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优于敌方，敌军士气低落，而东二支部队士气高涨，如猛虎下山，直扑敌阵，打得敌人一败涂地。南面之敌被击溃以后，北面来犯之敌遭到独三队朱文和、杨荣烈等部的截击，在樟背与墨湖嶂交界地方将敌人拦腰斩为两段，对敌人实行分割包围，这些部队是独三主力，经过无数次锻炼与考验，有丰富实战经验，一见敌人就死咬住不放，穷追猛打，不少敌人被迫得无路可逃，只好跳崖逃生。歼敌十余人，游击队无一伤亡。车田保卫战胜利后，东二支和独三大队即挥师南下，追歼逃敌。保五团一个营及龙川县大队黄道仁、谢洪恩共五百余人，被东二支与独三大队包围于黄石朱华塘、杉木坑、象湖径一带山地之中。东二支和独三大队从左右两翼向敌迂回侧击，经勇猛冲杀，敌人开始动摇，向黄石方向退却，见敌人企图逃窜即吹起冲锋号，从四面八方向敌猛扑，残敌惊状万分，争相逃命，黄道仁化妆士兵随同残敌逃亡，战斗至下午五时结束，生俘保五团第三营副营长杨行晓、营部副官张礼纪以下九十余人，伤敌十余人，毙敌中队长黄天骥以下十余人，缴获迫击炮一门，轻机枪一挺，新式枪榴弹筒一个，步枪五十余支，子弹四千余发，无线电台一部，战马一匹，及军用物资一批。车田解放后，敌人多次进攻车田，东二支和独三大队连战皆捷，击溃来犯之敌，保卫了车田胜利果实。黄石追击战结束后，黄道仁、谢洪恩逃回老巢不敢轻举妄动，黄石乡长和自卫队见势不妙，匆匆逃至黎咀与谢洪恩汇合。谢子陶、邹昆光奉命率领武工队于4月18日进驻黄石乡政府，一费一枪一弹，宣告黄石乡解放。当天晚上，黎咀彭佩銮、邹绍宗两人星夜从黎咀坐渡船顺流而下来到谢子陶、邹昆光驻地报告：谢洪恩、谢舒平等已同黄道仁一道逃窜上坪，黎咀乡自卫队群龙无首，要求谢子陶、邹昆光、骆健生等率领部队前往黎咀乡接收接收自卫队枪支弹药解放黎咀。第二天（4月19日），中共龙和边工委副书记李群与谢子陶、邹昆光、骆健生等率领部队前往黎咀乡政府收缴自卫队枪支32支，子弹一批，宣告黎咀解放，黎咀墟各商号燃放鞭炮庆祝。谢子陶按照边工委指示，将收缴的武器组建一支新的人民武装小队由邹昆光、邹观负责，保卫黎咀新区，维护黎咀治安。4月29日谢洪恩勾结黄道仁率残余武装企图进犯黎咀解放区，黎咀龙谭、皮谭、满东坑、张沙等地革命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拿起枪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在狮子寨设防阻击敌人渡江。组织民兵封锁渡口，从黎咀至黄石二十华里全面封江。黄道仁、谢洪恩知道黎咀、黄石两乡解放区人民全面动员拒敌，不敢在黎咀久留匆匆撤退，反扑落空。 1944年初赤光革命青年叶送青、袁佛城，受全国革命大好形势的鼓舞，毅然放弃在大学学习机会，从广州回到家乡参加革命，他们满腔热情在家乡宣传群众，主动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动员进步青年参加武装斗争，拉起一支革命武装队伍，接受共产党领导，在赤光、回龙、新田等地开展活动，车田和平解放后，赤光张亚石惶惶不安，害怕被东二支主力部队歼灭，匆忙撤离赤光。叶送青、袁佛城即率队进驻赤光，宣告赤光解放。一些在广州、香港谋生的川北党员和进步青年互相联络结伴回乡参加革命，如共产党员骆东林用进步知识青年彭思翘等带领一批热血青年克服重重困难回到龙川参加革命工作。车田解放后，川北各地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壮大，纷纷成立新的连队，计有东二支独三大队第一连，连长魏煌兼指导员，副指导员郑芳，副连长郑珍；邓洪恩中队（中队长邓洪恩，指导员谢国英，后凌启培）。至此，车田、黄石、五顶、赤光、黎咀全部解放，黎咀区范围内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解放区人口达六万多人。 1949年5月14日，国民党保安第十三团团长曾天节率领全团官兵3000余人在老隆通电起义，当天配合东二支向固守老隆寨顶保四师守敌发起猛攻，15日晨全歼保四师副师长彭健龙以下四百多官兵，缴获各种枪支弹药600多件，东江上游重镇老隆宣告解放，解放军随即张贴布告，老隆各商号和群众纷纷燃放炮竹庆祝老隆解放。14日解放军围歼老隆守敌时，驻和平林寨保五团团长列应佳率领七百余人火速南下来援，解放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在离老隆六公里左右的乌石坝布防阻敌南援。当列应佳援兵抵达乌石坝时，即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密集的弹雨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是役共毙伤敌副团长龚耀辉以下一百余人，俘敌二百四十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及其他物资一大批，列应佳化装成伙夫趁黄昏连夜逃回国都，收集残兵，窜回东水固守。解放军不给敌人喘息机会，穷追不舍，将列应佳残部包围于和平东水镇。曾经在东江上游龙和两县横行一时给龙和两县广大人民带来沉重灾难的保五团至此全军覆灭。曾天节的起义，龙川县城的解放，县长黄学森被擒，列应佳保五团的覆灭，东江重镇老隆的解放，极大地鼓舞龙川人民的斗志，也灭了敌人的威风，龙川县国民党军政人员群龙无首，纷纷作鸟兽散。各地人民群众在共产领导下，纷纷起来革命，组织武装队伍，接管区乡政权。川北贝岭区（国民民党时期为第五区）地下党员袁季仪、刘继昌、王传授及进步人士凌希民、杨垂华、杨英华、袁克夷等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武装队伍，积极策划贝岭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三联乡龙池村黄迎香、平山乡山池村谢腾飞、上坪乡陈质文、叶梓青、刘国祥等均先后主动与川北地区党组织联系，积极组建人民武装，策划当地国民党军、政、警人员起义。继龙川县城和老隆的解放。川南、川中及川北大部分区乡均先后解放，贝岭乡孤悬川北一隅，该区联防主任李敬业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举行起义是唯一出路，便接受川北党组织和进步人士的劝告，决心弃暗投明，投向共产党。于1949年5月23日，在贝岭中学召集贝岭各方面人士通电起义，接受共产党领导，宣告贴心岭解放。接着，细坳、上坪等地也相继解放。国民党龙川县地方武装黄道仁、谢洪恩等已沦为土匪，到处流窜，他们所到之处，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无法立足，迫于无奈往此窜，窜到贝岭、上坪等地负隅顽抗。贝岭所属各乡村在党的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打击残敌，保卫胜利果实，残匪旋即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后窜回谢洪恩老巢龙母，于1949年7月被解放军彻底歼灭。 1949年6月，根据中共粤赣湘边区党委和中共九连地委指示，撤消中共川北、川中、川南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龙川县委员会。由魏南金兼任书记（1949年8月魏南金调离龙川由刘春乾接任），副书记刘春乾、郑子明（郑风）刘波（后），组织部长刘波、宣传部长叶惠南，秘书陈浩明，委员黄仕标、骆仰文。下辖：中共老隆区委，书记（督导员）魏秋环、刘平（后）；中共鹤市区委，书记（督导员）黄素、叶春标（10月接任）；中共铁场区委，书记（督导员）曾毅夫；中区黎咀区委，书记（督导员）邹炯邦、黄居秋（11月接任）、委员骆平（后骆任重）、宣传委员谢子陶、保卫委员陈炳炎。中共贝岭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督导员）袁季仪、彭万钦。 1949年6月2日，龙川县人民政府在老隆永乐戏院举行成立典礼，县长魏南金，副县长郑子明、骆仰文宣誓就职。县府所在地老隆，县人民政府下辖五区一镇：第一区署（驻佗城），区长黄用舒（兼）、黄儒林（后），副区长戴达文、徐芬。第二区署（驻鹤市），区长张淑民，张涛（后），副区长刘承尧。第三区署（驻铁场），区长李培衡，副区长黄刚。第四区署（驻黎咀），区长邓渠青，副区长谢子陶。第五区行政工作委员会（驻贝岭，8月改称区署），主任曾祥瑞、副主任李敬业、袁克夷。8月改区后，区长袁克夷，副区长袁授青、凌希民。老隆镇人民政府（驻老隆），镇长黄儒林、吴慈九（后）。副镇长吴慈九、徐芬。 1949年6月13日，龙川公安总队成立。公安总队由东二支独立第一、二、三大队整编而成，总队长黄仕标，代教导员魏治平，副总队长杨荣烈。下辖七个连。第五连连长朱文和、指导员邓森；第六连连长袁佛城，指导员刘仕民；弟七连连长李青，指导员彭电祥、廖忠。五、六、七三个连是由原川北、川中大队整编整编成。8月上旬，县人民政府委任县属各中学校长，时任副县长的骆仰文仍念念不忘发展川北教育事业亲自兼任四中（车中）校长，骆东林任党支部书记，彭思翘任副校长。原川北辖区赤光中学校长叶送青、贝岭中学校长杨垂华。至此，中共川北工委及所属武装部队已胜利完成了其光荣历史使命，川北人民在新县委领导下，迎接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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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新规:拨打手机记3分
专题编辑：longchuanzaiixan
发布时间:2013/1/5
这条规定是很有针对性的了很实用，因为有很多的交通事故的发生，就是驾驶员在行驶中拨打手机或发看信息而导致事故的发生。　　可是在开车时来电话了怎么办，如果是老婆打来的你没接，那回去还不跪榴莲睡沙发。再如果是客户打来的那一单生意可能就那样没了。所以接开车电话是必须的。　　蓝牙就是个很好的工工具不论你是骑车族还是开车族，或者是挤车族，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如果有电话进来就非常麻烦了。但有了无线蓝牙耳机就好多了，耳机戴在耳朵上，设定为自动接听，来电时就不用再用手去接触按纽了；而且耳机的效果好，即使在马路上嘈杂的地方也一样轻松通话。　　蓝牙耳机行业想不兴起都难了以下是2013年交通新规： 1.闯红灯，记6分，罚100元。 2.酒驾，记12分、5年内不得再考取驾照。 3.不系安全带，记3分，罚100元。 4.副驾不系安全带，记1分，罚50元。行驶中拨打手机，记3分，罚100元。 1.行驶中抽烟，记1分，罚100元。 2.有意遮挡号牌，记12分，顶额处罚。 3.超速驾驶，记6分。 4.副驾驶有不满14周岁乘坐的，记6分，罚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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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隆镇水上居民东江谋生的记忆
专题编辑：龙川在线
发布时间:2013/1/5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于上世纪60年代自广西藤县远航而来，居于河源江河之上，他们先是以水运为生，水运衰落后，他们又以捕鱼为生，船，就是他们的家。他们的汗水曾洒在东江之中，他们现栖居于两江河畔，一艘艘历经风雨沧桑的老船，记录着这群人曾为东江航运所作出的贡献，尽管，这已成为了历史。 “一艘艘装满了木材、木炭的船从老隆港出发，航行于激流之中，穿梭在旋涡之间，一声声浑厚的号子声在东江河上久久不息。”日前，今年68岁的周喜全在清理“住家船”上的物件时，看到1981年5月份的港航运输生产任务安排表，将他带回了那段青春岁月。 1967年，经广东、广西两省区政府同意，广西藤县大黎木帆运输社和广西藤县太平木帆运输社由广东省航运厅授权惠阳航运局从广西调入东江支援运输。周喜全等1000多人就在那时先后离开了家乡，经过半个月逆江摇橹到东江讨生活。这一年，周喜全23岁，正是青春年华，当时，他也没料到自己在广东一待就是44年，并将自己最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东江。周喜全入粤的第一站其实是在肇庆地区，当时受当地邀请，他所在的船队在罗定河运输农副产品。3个月后，当地已没有农副产品可运输，周喜全和他的船队便被调到老隆港。此后，他和东江就开始紧密联系在一起。始建于1950年的老隆港，可以说是东江航运的“活化石”。随着港口不断扩建，老隆港逐步成为粤东煤矿、铁矿、大米、石英石、铅锌矿等物资的集散地。上世纪70年代老隆港扩建投产后，从老隆往广州下航的货物主要有煤炭、木材、大米、石英石、铅锌矿等。从广州上航至河源的货物则以小麦、石油、食盐、五金、建材为主。广西驻老隆的两支船队的主要航线为龙川贝岭、老隆，河源、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两支船队加盟老隆港运力大增两家运输社进驻老隆初期，主要承运龙川县贝岭、和平县林寨至河源的木材、木炭、萤石等农矿产品。在老隆港的忙碌，让周喜全等人内心有些喜悦。他们当时愿意背井离乡到东江支援航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老家藤县的活越来越少了。闲暇时，周喜全和老乡们聚集在一起，也会聊起有“水上丝绸之路”之称的故土藤县，家乡的北流河曾给他们带来过许多欢乐与收获。《永乐大典》第二千三百四十三卷的《藤城记》中这样记载，“广右之地，西接八番，南连交趾，惟藤最为冲要”，可见古藤州在当时作为交通枢纽的重要性。而北流河的辉煌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随着几座电站大坝将北流河拦腰截断，这条流转了2000多年的“水上丝绸之路”，最终归于平静。正是由于家乡的活越来越少和水路不畅两个主要原因，广西藤县许多水上讨生活的人就驾船逆江而上，赶赴广东来讨生活，周喜全等1000多人按安排来到老隆，还有很多人则去了惠州。据龙川县志记载，广西藤县大黎木帆运输社的船最多时为114艘，广西藤县太平木帆运输社则有110艘。据了解，原惠阳航运局在当时每年的3-7月东江航运黄金季节，都会组织“煤运大会战”，老隆港最高峰时人数达到1000多人。这可以在一份1971年3月30日的《广东省惠阳地区水上运输革命委员会为确保重点矿石运输固定专线成组运输的通知》中找到印证：“决定国社营船舶152艘4400吨，包括国营驳船98艘2800吨，编7个队运行，每个队400吨，广西社驳船52艘1600吨，编4个队运行，每队400吨，拖轮6艘710匹马力，编为固定专线成组运输。” 藤县两家运输社的加盟也让老隆港的运力大大增加，港口显得非常热闹忙碌。水上讨生活充满危险艰辛俗话说，“世上三样苦，行船、打铁、磨豆腐”。大凡行过船的人，不论是在大江大河，还是在沟港河汊，都尝过行船的苦，甚至经历过行船的险。以船为生的船民和长年在外行船的人感受尤深。藤县两家运输社到老隆时都是木帆船，没有动力，逆流行船时全靠人力，一天只能行10里路左右，从市区到老隆要花上5天左右。周喜全现在的船上依然保留着一样工具——一块垫肩用的木头，它是用来顶在肩上的，一头插在木头上的竹篙则伸下水底，从河源回老隆时就得靠他们这样用肩膀将船撑回去。今年68岁的周桂宗24岁时随父母来到老隆行船，7吨的货船得4个劳动力肩顶才能行走。谈起当时用肩膀撑船时的艰辛，他双眼满是无奈，一个劲喃喃自语：“行船的人太苦了，太苦了。”他的肩膀到现在都会隐隐作痛，不能做幅度较大的动作。当时一趟船回老隆，肩膀就会红肿许久。艰辛对于行船人来说或许还能忍受，但危险却让他们恐惧。当时，一般都是一家人在一条船上，船一旦出现问题，这个家基本上就毁了。周桂宗就曾碰到过一次让他现在还记忆犹新的危险。1986年的一天，周桂宗随父母从老隆出发，当他们到了佗城河段时，天气已越来越恶劣，大雨下个不停，风力当时估计达到了6级，几吨重的货船在江面上被大风吹得左右摇摆，洪水则将船冲得时而下沉、时而上浮。就是行船很有经验的周桂宗的父亲也很难掌控船速及方向，周桂宗只能尽力配合父亲将船往岸边靠。在江面上挣扎了近半个小时，船终于顺利靠岸。周桂宗只感觉两腿战栗，心里很是后怕。而周喜全则还记得1986年的那场大水，洪水冲走了船队20多条船，有3个小孩被江水吞噬。失去小孩的父母那凄厉的哭声，让每个老乡都为之动容。这一年当上经理的周喜全既要忙着管理船队，又要料理员工家属后事，那段时间，他的心情也如那天气一样，阴沉沉的。粮油供应一度从广西运来藤县两支船队到老隆后，1000多人的吃饭问题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由于当时实行粮票制，而他们手持的广西粮票不能在广东使用，两支船队只能每个月派船到广西梧州运粮回老隆。有一次，一艘装满大米的货船从梧州出发经肇庆到东莞时，和其他船只发生碰撞，部分大米掉进河里。那个月，所有人的粮食配额只能重新调整，各人的口粮均减少。两支船队从老家运米过来持续了将近两年时间，后国家给他们配发了通用的粮票，藤县的乡亲们才不用再为粮食犯愁，他们的口粮转为龙川县供给。随着时间的推移，1984年10月，龙川县粮食局根据当时的政策规定，要求两支船队办理正式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才能供应粮油。当时一些行船的人意见不统一，多数不愿意迁户口过来。就在大伙为此而纠结时，政策又发生了变化，粮食市场放开了，户口迁与不迁的问题因市场的放开而被搁置下来，没人再去理会。两支船队不仅仅支援着东江一般货物航运，他们还积极参与了东江航道整治、广东枫树坝电站建设、龙川枕头寨电站建设、老隆港货运码头建设等重点工程的物资运输等任务。1980年至1993年间，他们又肩负起老隆港和河源港的铁矿、煤矿运输重任。由于表现突出，他们还得到过广东省交通厅和中央交通部的表彰。枫树坝电站的建设，周桂宗记得非常清楚，在建设水库时，周桂宗和家人将石头运到船上，然后送到工地上。随着大坝逐渐筑高，工作也越来越艰辛，有时要一个人扛100多斤的石头往上送。尽管当时年轻力壮，但时间一长，周桂宗也觉得扛石头比行船更累，太耗体力。从1970年5月开始建设，到1973年12月枫树坝电站开始投产，周桂宗在建设工地上扛了3年石头。他和许多藤县乡亲不仅仅把汗水洒进东江，也把心血奉献给了这项重大工程。语言不通曾闹出不少笑话尽管在东江上生活了几十年，从藤县过来的人现在已繁衍到第四代，但他们只能听懂客家话，不会流利地说客家话，偶尔也会蹦出几句带广西味的客家话。他们到广东生活，都是聚集而居，和当地人的交融自然较慢。到现在，周喜全还记得当时到老隆后一些因语言不通发生的事情。船队到了老隆后，很快就发现语言沟通是个问题，有时无法听明白生产任务，船队只好聘请了一个会讲一些粤语的当地人做双方的沟通使者。半年后，语言障碍基本消除，这名“翻译”才“下岗”。尽管工作上的语言障碍消除了，但生活上的语言误会却一直持续到现在，因为许多卖菜的人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伯或阿婆，交流起来很费劲。有一次，周喜全去买菠菜，卖菜的阿婆一边说话、一边摸着耳朵，周喜全还是没弄明白菠菜到底多少钱一斤。直到对方找给他钱后，他才知道摸耳朵是代表9的意思，菠菜是9分钱一斤。水运衰落被迫羁留在东江航运的那段日子，生活充实又艰苦。由于多为3吨、6吨的小船，航运几乎都是靠人力。“一艘船至少要有4个人用竹篙撑着走。”太平船队的周德文说，“从老隆到河源，要走一个星期。”直到1969年，他们才开始陆续更换一些小马力的机动船。 1967年来广东前，周喜全、周德文等藤县乡亲因家乡货运减少和航路受阻，在家乡讨生活艰难。周喜全说，在老家时一个劳动力一个月只能挣3.6元，而到了老隆后，一个劳动力一个月能挣到16元，这些变化让大伙干劲十足。但世事难料，进入上世纪90年代，公路、铁路建设开始严重冲击着东江水运。东江航道这条“黄金水道”的黄金期仅持续了20多年，从1994年开始，由于四望障矿务局连年亏损最后被迫“下马”，梅隆铁路西线铁场至老隆段不再营运。不久，广梅汕铁路投入运营，原来走水路的货物50%分流到了铁路，老隆港立即失去了煤炭、铁矿等大宗货源，被迫在1995年宣布解体。河源港也因铁路开通、公路等级提高、东江航道不正常等因素，吞吐量逐年下降。到了1995年，由于全线开通的广梅汕铁路承运了河源范围内大部分铁矿、煤炭等货物，广西两支船队的运输生产陷入困境，公司从老隆镇迁入源城区。2004年，两家公司因无法偿还银行贷款，被迫进行清算、解体，并于同年10月进行重组。广西藤县大黎木帆运输社和广西藤县太平木帆运输社分别被换成了河源大黎水运公司、河源太平水运公司。公司名称的更迭意味着新的水运方式到来，船队不再如之前一样接受公家的安排，而是要自己找活干。当时，这个群体已扩展到2000多人，尚能航运的船开始转到其它水域谋生，而已不能行船的则留下来，船民也开始转职打鱼，在市区胜利大桥以下约3公里长的东江水域和新丰江上，形成了现在的水上居民。留在两江水域的人无以为生，只好靠打鱼为生。无数个日夜，周桂宗带着妻子驾驶着小渔船，一次又一次将希望之网撒向东江。周桂宗说，早些年，东江鱼种较为丰富，一天收获二三十公斤鱼是常有的事，但现在，鱼越来越难打，鱼种也少了。让周喜全等一些留在两江生活的人很心忧的一件事是，截至目前，他们这一群人的后代没有几人考上大学，这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与在水上居无定所、无法给小孩一个稳定的生活和学习环境有关。没有稳定的环境，多数小孩上学后成绩就不突出，加上经济困难，自然而然就放弃了学业，早早出来做事谋生。周喜全一家8代都在水上谋生，他一直渴望着能上岸。这次，河源市出台诸多优惠政策发动水上居民上岸生活，结束浮萍似的水上日子，周喜全内心对岸上生活充满了期待。他觉得，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想尽办法克服就能挺过去，他希望上岸后能让孙辈的小孩有个稳定的环境，好好上学，争取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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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客家古邑论
专题编辑：龙川在线
发布时间:2013/1/4
■２２２２年之前，秦始皇派遣的统一中国的大军，挥师南下，越过南岭山脉，一路设置城池、关隘，平定南越，任命年仅２３岁的赵佗为首任龙川县令。打开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当时所设的南海郡中，只见龙川、博罗、四会三个县名，郡治在番禺。而龙川，是最北面的县份，毫无疑义，它承担了南北交通的枢纽作用。 ■中原文化南下并推动其文明开发，当是按东线、西线、中线的先后秩序进行的。也就是，粤东的开发，当是在最前边，中原文化的南下，最早产生文明发酵效应的，只能是龙川、博罗一线。今日的河源，包括已有“世界客都”之誉的梅州的地面，当年也都在古龙川的行政区域内。粤东最早立县是秦代，即龙川，而在汉代，才析出兴宁（今梅州市所辖），直到南北朝，方又析出程乡——也就是今日的梅县、平远、丰顺的大部或小部分。 ■据考证，程乡始建制年代，是在萧道成建元元年，即公元４７９年间。而被推崇为当地客家先民第一人的程旼，是东晋年间从中原下来的，程乡因他而得名。如以古龙川境为界，他比进入龙川的中县人如著名的赵佗，晚了近７００年。 ■秦代大军南下的这条东线，自秦以来，尤其是唐宋年间，由于东江航运发达，更成了一条交通的大动脉，而这大动脉的节点，便是在龙川。不难看到，在明洪武年人口锐减之前，作为湘、赣、闽、粤四省或“四州门户”，龙川的航运业、商业是何等发达，人丁是何等兴旺。一  ２２２２年之前，秦始皇派遣的统一中国的大军，挥师南下，越过南岭山脉，一路设置城池、关隘，平定南越，并任命年仅２３岁的赵佗为首任龙川县令。打开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当时所设的南海郡中，只见龙川、博罗、四会三个县名，郡治在番禺。而龙川，是最北面的县份，毫无疑义，它承担了南北交通的枢纽作用。① ２２００年后，中国贯穿南北的大动脉——大京九铁路建成通车，龙川，则是这一大动脉中广东最北的一个枢纽大站。尽管在这之前，龙川在现代交通上一度相当落后，失去了古代曾有的优势。而现在，除开大京九外，梅河高速、２０５国道，也都自龙川经过，还有早已建成通车的广梅汕铁路——粤东通往各地的交通线，都不曾绕过龙川。不少古城，因古代与现代交通方式的变换，失去了历史上作为交通枢纽的作用，并随即丧失了作为文化节点的意义，这可以找出很多的范例，如商朝的故都朝歌，又如作为客家首府的汀州……然而，任凭历史风雨的剥蚀，也任凭古今交通方式的更迭，古邑龙川，直到今日，仍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以今日发达的现代方式，历２０００年不衰，傲然地屹立在新世纪的阳光下！对于我，出生在可以说是与龙川同时诞生的岭南古邑四会，自小对龙川便有一种神秘的向往。龙川是客家人属地，我母亲祖籍兴宁，当年就是从龙川分出去的，而四会，则是广府人、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各有一半左右。老人常说，不知道龙川，就不知道广东的过去。那么，我们也一样可以说，不了解龙川，就不知道广东的今天与未来。是怎样的一部历史，是怎样的一种机遇，使龙川始终凸显在南方的辉煌之中？！本文试图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上，去破解龙川这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文化之谜。二  提起秦王朝统一岭南，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灵渠的开凿。秦始皇下令开凿这条沟通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运河，其历史意义非同小可，它大大加强了中原与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尤其是促成了岭南从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进步。灵渠一头是湘江的支流潇水，另一头是珠江的支流漓江，而湘江则为长江的重要支流，因此，两大水系在粤西桂北从此得以贯通。然而，始终有一个不解之谜，标志粤西文化兴盛的古广信（两广正是因它而得名），是在西汉元鼎６年（公元前１１１年）之后才设立的，也就是秦统一岭南后１００多年。按理，灵渠凿通后，粤西、桂北当率先成为沟通中原的通衢，应当设立相应的行政建制，然而没有。反而在粤东这边，设立了龙川、博罗两个县，而四会则挨近粤中。所以，秦代的行政设置，侧重在粤东，而在粤东治理龙川的赵佗，后来更到了南海郡治所番禺，得到郡尉任嚣器重。后来，秦汉改朝换代，他自立为王，建立了南越国。进一步还当追问，当年秦王５０万大军，兵分５路，到底是哪一路进入了岭南？而进入岭南的，又是经怎样路径大规模进入的呢？西线，有《淮南子·人间训》中载：“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几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５０万大军，“伏尸流血几十万”，当所剩无几了，这难免有所夸大。后来，才有《史记》中所说：“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即赵佗）将卒以戍越。” 尉屠睢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镡城为湖南洪江、靖州一带，乃“塞”，即以岭为要塞；九疑在湖南宁远县南，乃“守”而已；“处番禺之都”，即打到番禺止步；“南野”为江西南康县，在赣江上游；余干则稍远，即今江西上饶江古名，“结”者，即集结待命…… 不少人是见书抄书，很少到实地考察，大都是想当然，因此也没人问，赵佗是如何到达龙川并建立县治的。其实，只要到实地走一走，就不难发现，如果说，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西线在灵渠，那么，这边，也同样有一条东线。这东线便在龙川以北江西南部，赣江注入鄱阳湖连接长江，余干则在湖的一侧，溯赣江而上，进入其支流贡水，往南则是贡水分支桃江，经信丰等与安远著名的古圩鹤子圩只咫尺之遥，而鹤子圩则在定南水上，定南水又汇入了东江，这便顺流直下达龙川了。从余干、南康（信丰之西）经贝岭到龙川，主要是水路，一旦到了龙川，便可以作为中转站，大批物产便可以进入广东的腹地——其实，这条东线，在唐宋元明清年间，更成了交通的大动脉。有人称在龙川发现了秦军几十万大军的下落，依据是在佗城拥有１３８个姓，４８个古祠堂。其实，这未必可作铁证，因为人的流动，在这两千年间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古航道、古驿道的连接与发现，才是最终的物证。而赵佗镇守龙川，正是他既善战，又能和辑百越，向南，稳定已控制的南越地面，向东，则可看住反复无常的闽越，这自是秦始皇的战略。而当时的龙川地境，含广东东部大部分，以及福建的东南角部分，东至九连山，西至福建云霄、诏安等县，北接江西、福建地界，南临南海，有“当江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古三省咽喉，四州门户”，为“水陆之要道”。这样，加上粤北“中线”，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梅关古道，当年与中原相通的东、中、西三线也就比较清晰了，当年，西线广信周遭，于西汉年间，成为“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的重心”（罗香林语），这已为人所公认；而粤北于南北朝至隋唐宋年间，亦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熏自始兴、曲江、连县至英德等地，经济更是最先发展起来，这也成为了共识。那么，作为东线，于岭南最早立县的龙川，又担任了怎样一个角色？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他还进一步断定：“所以，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开发程度已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无论是广信（粤西），还是始兴、曲江（粤北）设县，都比龙川要后，有的甚至晚得多。这说明，粤东的文明开发，早于粤西与粤北，这是毋庸置疑的。换句话说，中原文化南下并推动其文明开发，当是按东线、西线、中线的先后秩序进行的。也就是，粤东的开发，当是在最前边，中原文化的南下，最早产生文明发酵效应的，只能是龙川、博罗一线。只是，由于后来广信（粤西）、粤北的影响，掩盖住了这里曾有过的辉煌，从而让龙川在历史上淡出。就似珠江三角洲后来居上，比广信（粤西）、粤北更能汇聚岭南文明的光辉一样。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一时的遮蔽，并不等于永久的忘却。当大京九把龙川当做南方又一重要的枢纽之际，人们也就免不了“旧事重提”，从而追溯并发掘龙川昔日的辉煌。三  其实，今日的河源，包括已有“世界客都”之誉的梅州的地面，当年也都在古龙川的行政区域内。粤东最早立县是秦代，即龙川，而在汉代，才析出兴宁（今梅州市所辖），直到南北朝，方又析出程乡——也就是今日的梅县、平远、丰顺的大部或小部分。据考证，程乡始建制年代，是在萧道成建元元年，即公元４７９年间。而被推崇为当地客家先民第一人的程旼，是东晋年间从中原下来的，程乡正是因为他的德行而得名。如以古龙川境为界，他自然比进入龙川的中县人，如著名的赵佗，晚了近７００年。当然，程旼也是客家先民，因为，作为一个民系的客家，当又在５００年之后才形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日抵达龙川的中县人（即中原南下的移民）没有随赵佗后来上番禺而留下的，也同样是客家先民的一部分，虽然在人数上不是那么多。从史志上我们可以看到，至明洪武年间，龙川户口只有８５０户，人口只有１６９２人，几经战乱，已所剩无几。但是，在这之前，客家民系业已形成几百年了。明清年间，尤其是明嘉靖之后，大批汀江（梅江）流域的客家人进入东江流域。他们在人数占了绝对优势，他们大都是从闽西及梅县等地西迁而来的，是更东的一条线路，即汀州、上杭、梅县、兴宁，这样一条公认的客家迁徙的传统线路。但这条线路，当是宋代以后才形成的。有人把这视为唯一的客家线路，并排斥其它线路，毕竟，被誉为“客家祖地”的石壁、葛藤坑是在这一条线路的起点。但是，却把另一条更久远的客家迁徙线路掩盖了。如果纸上谈兵，汀梅线路自是唯一的，但只要实地考察，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样，我们又回到了秦代大军南下的东线上。这条东线，我们已在前边详细勾画了出来，自秦以来，尤其是唐宋年间，由于东江航运发达，更成了一条交通的大动脉，而这大动脉的节点，便是在龙川。不难看到，在明洪武年人口锐减之前，作为湘、赣、闽、粤四省或“四州门户”，龙川的航运业、商业是何等发达，人丁是何等兴旺。这条线路，先于汀梅，且长久得多。四其实，从龙川、长宁（含当今紫金、五华等多部分地方）这样的纯客县的方言中，也可以看出客家南迁的又一条线路。《长宁县志》卷八有云：“开建之始祖，自福建而来则为客家音，自江西而来则为水源音。” 经语言学家考证，所谓“水源音”，也是客家话的一种，这一条，是几经争论并被确认了的，这里就不赘述了。毕竟，江西赣州，一直被视为“客家摇篮”，也就是客家民系孕育并诞生的地方，这也凸显了赣南在客家民系中的重要地位。而在赣南，客家人则有“老客”、“新客”之分。老客，是南下后一直生活在赣南的族群；而新客，则是南下继续迁徙到粤东梅县、兴宁的族群，他们在明中叶至清代，一枝分五叶，其中一部分人又返流回到了赣南，“新客”一词就是这么来的。他们操的，自是相对成熟的梅县、兴宁客家话。没有走闽西线至粤东的老客，却有不少人走贡水、桃江水一线，到了龙川、河源、惠州一带，他们的语言，也就不曾有经过闽西一线发生的变化，而他们又是沿东江上游支流而下，所以说的话也就顾名思义，被称之为“水源音”，而后到的绕道福建来的，则被视为“客家音”。二者同大于异，只是有些发音不一样。水源音又被叫做“蛇话”，这与其它地方把客家话叫做“蛇话”是一致的。《长宁县志》也称水源音与客家话只“大同小异耳”。这种大同小异，正类似于赣南的“老客”与“新客”。方言固然是一大证明，这一条，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也是讲过的，“一方面固然可以拿语言的系统去推迹民族迁徙的途径，一方面也可以拿民族迁徙历史去联络语言的关系”。② 这就是说，贡水、桃江、定南水至东江的迁徙线路，亦可印证“水源音”为老客语音。水源音，其方言是从水的源头而来的，那么东江的源头在江西，寻乌水、定南水等，如前所述，这里是中原进入岭南的东线，是粤赣之间一条很重要的交通要道。因此，历史上的中原人、江西人（含赣南人）也就是沿东江及其支流进入龙川，早期是秦汉，中期为三国两晋南北朝，后来则为唐宋，所以它比明代才进入的客家音要早很多。从江西过来的方言，又被称为“蛇音”。光绪《惠州府志》（河源市是从惠州划出后立市的）称和平县（龙川近邻）“谓父为亚公，风气与赣州近，语稍类赣”。所以，水源音因为比客家话到得早，才被视为本地话。这里有两条值得研究：一是水源音与赣州“老客”客家音的关系。语言学家如今已公认水源音是客家话的一种，当然是从发音上予以研究得出的结论，那么，水源音与“老客”的基本一致，当是很好的证明。二是水源音作为惠州的本地话，如何解释与广府方言的关系。所谓“惠河片”是否仅仅作为客家话与广府话过渡、混合、交叉地带？众所周知，广府方言形成于汉代，这与秦汉之际赵佗治龙川时间大致相近。广府方言自广信沿西江东行进入珠三角地区?熏而水源音则是沿东江西行进入珠三角边缘，因此，其源头都应是先秦的雅言，所以必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因此，两种方言，应是相对独立的，不存在水源音作为广府方言与客家方言交叉混合而形成的“过渡性方言”。确认这一点，龙川作为客家古邑的地位就无可动摇了。由于各自进入、形成的路线不同，也就形成不同的方言，即便是客家方言内部也一样，所以，水源音作为客家方言的一种，当是较早形成的，且形成的路线也不一样。我们在考察中发现，说水源音的客家人，比讲梅县话的客家人占有比较优势的地理环境，即河源到惠州，大都与东江的方向相关，故形成“惠河片”方言区，而惠州的文明开发显然也早很多，并在梅州之前一度成为客家文化的中心。③希望研究方言的学者们，更深入地做好调查与考察。五  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明，例如饮食习俗，又如商贸变迁等等。这里不妨引用许名桥在《揭开２０００年岁月佗城的面纱》中一段话：赣南、闽西、粤东、潮汕经济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有极强的互补性。龙川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连接粤东、闽西、赣西的运输干线。龙川之路，曾直接影响和维系着整个客家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客家商业，自盐业开始。自古以来，盐政关系国计民生，古时国用所出，盐利居十之八九，故历代政府都将盐业统管。两宋以前，赣南食淮盐，溯长江贩运，质差而价高，有渔盐之利；宋时潮州盐业已相当发达，潮盐质高而价廉。于是“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虞、汀、赣、漳、潮、梅、循、广八州之地”（《宋史·食货志》），以贩卖私盐为目的，去时往往将潮州沿海需要的土产运出，返程时贩盐并捎带海货。古龙川以河流或古道与赣南各地沟通，客家大三角原始的商业通道逐渐打通。据现有资料看，早期的私盐大多经过山间小道、河流溪圳，水陆联运以避开官府缉拿。南宋以后，政府必食潮盐，逐步开通一些驿道。明初大力发展水陆交通，一些河流得到疏通，驿道拓宽，古道修复，于是客家大三角地带的商业活动逐渐发展和繁荣起来。明中叶以后，农产品商品程度提高，赣南、闽西等客家山区大力发展经济作物，粮食产品进入流通渠道。茶叶、烟草、蓝靛、土纸、茶油、桐油、夏布、粮豆、竹木等可以流向龙川中转的货物逐渐增多。同时粤东沿海潮汕等地商品经济发展起来，贸易日益扩大，除了盐运以外，需要经龙川一带中转销往同地的手工业产品、日用百货也日益增多。至清五口通商后，梅州洋货、兴宁布匹、潮汕日用百货亦有相当部分经过龙川中转运输各地。自贝岭至安远鹤子圩，昔日航运非常发达，终年可通五吨之民船，使东江沿线与赣南各属县连成一片。以佗城为中转站前往东江沿线至广州，赣南、闽西山货及土特产贸易也日益扩大。④ 六如前所说，唐宋元明时，东江更成为粤东水运交通大动脉，佗城亦为水陆驿站。闽、赣、潮、梅的山货，广州、惠州的海货，都必需经佗城转运。清代中叶，佗城占漕运、盐运、河务三大政要之利，经济形势达于鼎盛。  再补上笔，直到民国，老隆（龙川城关）仍是交通枢纽?熏东江纵队当年从香港救出的文化人?熏大多数是在老隆转移到内地的。在文化上，赵佗开基则毋须重复了，虽说几经战乱，龙川一地，也一直作为“客家古邑”显示出深厚的古文化底蕴。嘉庆年间的县志序一中有云“访越王之踪，而井瓮石枯，徒切白露苍霞之戚；吊苏公之泽，而驼迁鹿毁，空怀侠云媚月之思”，乃是哀叹古迹“更不知凡几也”。后来民国县志，更有“自汉迄今，朝代递嬗，名号未变。地灵人杰彪炳于志者，犹斑斑可考”。的确，早在唐代，韩愈南下潮州赴任，过龙川蓝关，后人在此建有韩祠以纪念，韩诗名句“雪拥蓝关马不前”亦有人考证为此蓝关，因后一句为“好收吾骨瘴江边”以作佐证。及至南汉，龙川（佗城）亦成为循州治所。宋代，不仅有著名文学家苏辙贬为化州别驾，安置在龙川，其兄苏轼亦来此探望，筑湖堤灌田，此堤后来亦得名为苏堤。还有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析出一县为和平县，亦一度称阳明县，凸显了这位思想家对这里的历史文化建树。由于东江的优势，民国初年，小电船便始航老隆了，其交通枢纽的作用再度显现了出来。后来，在土地革命期间，更成了东江特委确定的五（华）兴（宁）龙（川）革命中心根据地，并建立过县苏维埃政府。著名革命家古柏亦牺牲于此。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抢救文化人这一轰动世界的历史事件，与龙川密切相关。其中，第一批从香港脱险出来的文化人，在春节前后，乘自己人开的船到了老隆，以老隆为中转站，由连贯负责，各自转送到韶关、桂林、重庆等地。这第一批文化人中，就有茅盾夫妇、张友渔夫妇、宋之明夫妇、胡风夫妇，还有戈宝权、叶以群、胡仲持、廖沫沙、周钢鸣等。他们是由东江的短枪队护送到茶园，再由淡水区委护送，经永湖三栋到惠州，这才乘上自己人的船来到龙川的。后来到达老隆的文化名人还更多，这就不一一考证了。不难想象，对于２０世纪的中国而言，失去这么一批文化名人，一部现代文化史都无以为继了。他们当中，除文学、艺术、出版、新闻界外，还有法律界、历史学界、哲学界的，均是黄钟大吕式的人物，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均是无可替代的。龙川，当为这一批历史文化名人受到庇护而增色。以上讲的是商贸之路、文化之路和语言之路，这已不用证明了。正由于龙川如此之深厚的历史底气，今日，大京九以它为粤东的交通枢纽，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以说，龙川作为“客家古邑”的历史文化定位，是相当准确的，它甚至可以分享石壁“客家祖地”的一份荣誉，因为，操“水源音”的客家人，并未经过闽西进入广东，而龙川实际上承载了石壁同样的历史文化功能。同样，从“水源”出发，联系到广东把客家菜系称为“东江菜”，那么，对于广东而言，东江当更纯粹为客家的母亲河了。因为汀江接梅江，而梅江下游则为韩江，已是另一个民系潮汕人的所在地了。龙川，当之无愧地作为客家大迁徙中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节点，当之无愧地承担起“客家古邑”美誉！我们有理由期盼，在客家文化今日的再度振兴中，龙川将发挥更为独特、更为重大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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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河源市社会建设回眸
专题编辑：龙川在线
发布时间:2013/1/4
“幸福”是2012年的一个热词，更是过去、现在、未来岁月里，我们永远的追求！幸福是什么？100个人可能有100个看法、100种诉求。回顾已经走过的2012年，河源经济社会发展已全面进入加速转型期，人民群众无论是对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的追求都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脱贫奔康、发家致富的愿望更加强烈，对更加美好、幸福、和谐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为人民幸福而发展，把人民群众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愿景变为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幸福，是我市各级党委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发展惠民理念的不断追求、不断实践。为人民幸福而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2012年7月30日，在市委六届二次全会上，市委书记何忠友提出了打造“广东绿谷”的概念，强调既要把河源打造成经济崛起的“发展之谷”、绿色发展的“生态之谷”，更要建成人民奔康致富的“幸福之谷”。市长彭建文则多次表示，要把河源人民的幸福作为整个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作为今后工作的方向，确保每项工作、每个决策都要对老百姓有利。 “为人民幸福而发展”不是一句口号。在2013年伊始，我们回眸过去一年不难看到，在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我市掀起了一场场社会建设的“旋风”：“三打两建”，打出民生幸福，打出发展强音，河源社会面貌为之一新；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矛盾得到有效化解，群众诉求得到充分满足，民生福祉更加稳固；扶贫开发“双到”，100%可开发在册贫困户实现脱贫，政策暖人心，措施强有力。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抓手，我市将为人民幸福而发展的理念，变成了一个个可测量、可考核、可触及的目标，奏响了“广东绿谷”的幸福强音。 2012年，对河源而言是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河源的关键之年。但是，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创造良好的市场经济环境、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都是河源乃至整个广东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欺行霸市、制假售假、商业贿赂扭曲市场机制、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破坏公平竞争和正常交易秩序、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毒瘤”。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2012年新年的欢乐气氛中时，一场自省而下的专项行动已经渐渐拉开了序幕。 2012年2月9日上午，全省“三打两建”工作会议召开，专题研究开展以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三打两建”工作。全省统一部署“三打”工作后，我市各级高度重视，把“三打”工作作为今年的中心工作和“一把手”工程，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来抓，强化组织领导，强化领导包案，强化分类指导，强化检查督促，强化问责处理，精心组织部署，积极主动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奋力攻坚克难，不断推动我市“三打”工作深入开展。自“三打”亮剑以来，我市坚持为民“三打”，打出了民生幸福，打出了发展强音，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龙川县田心镇的“木霸”黄×红、杨×高在“三打”专项行动中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外来木材商再也不用害怕“木霸”敲诈勒索、强买强卖，货源得到保障和充实，木材交易量直线上升，推动了当地木材业蓬勃发展，当地群众的经济收入不断增加。和平县热水镇的黄峰斗水库至和平县城的15公里饮水管道铺设工程遭“村霸”阻挠，停停建建，历时8年未能贯通，严重影响了和平县城居民饮水的质量。2012年3月26日，4名破坏饮水管道的“村霸”被依法逮捕，饮水工程得以顺利建成，县城10多万居民喝上了甘甜的自来水，有居民特意燃放鞭炮庆祝。 “‘三打’荡清了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买东西都放心多了！”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一个个看得见的好处，让“三打两建”迅速成为老百姓家喻户晓、全民参与的一项惠民行动。同时，不少群众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心：“三打”到底能开展到什么程度，会不会雷声大、雨点小，搞搞声势走过场？对此，市委、市政府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市委书记何忠友在2012年8月再次部署“三打两建”工作时简明扼要、掷地有声地讲明我市“三打两建”的决心和魄力：“必须以‘刮骨疗毒’的勇气深挖保护伞；必须以釜底抽薪的决心斩断利益链；瞄准目标、突出重点、重拳出击，不见成效绝不收兵！” 市长彭建文则多次参加“三打”工作会议，强调要斩断利益链，深挖保护伞，破获一批大案要案，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刀不磨不快，玉不琢不光。开展“三打两建”工作既要有攻坚克难的魄力、敢于碰硬的勇气、持之以恒的决心，更需要制度的保障、责任的落实、考核的奖惩。“三打”一开始，市委、市政府就明确将“三打”工作纳入今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年度考核范围，明确了对各县区和市直单位“三打”工作进行考核的具体项目和分值，有力地促进了全市各级各单位更加重视“三打”工作。同时，市“三打”办和3个专项领导小组制定了绩效考核方案对各县区进行考核，而且将全市“三打”工作进展情况的主要统计数据在《河源日报》等媒体公开刊登，接受全社会监督。数据公开透明，直面社会监督；责任目标明确，考核奖优惩差。这对各县区和相关部门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三打”必须不拖不虚、不折不扣、不留余地，来不得半点马虎、半点弄虚作假。经过一年的努力，截至去年12月10日，我市共摸排线索9783条，接受群众举报线索2321条，核实线索11456条；打掉不法团伙414个，捣毁制假售假窝点577个，查处制假售假犯罪嫌疑人384人；查处刑事案件3454宗，已判决1016宗，查处涉案人员4617人，打掉保护伞326人，涉案财物价值7.03亿元。一批大案要案被侦破、一批保护伞被挖除、一批利益链被斩断，我市举全市之力，坚持“严打、快打、真打”，净化了社会环境，让群众赢得了实惠；优化了投资环境，让企业赢得了发展信心；显示了党委政府的决心和魄力，让政府赢得了赞誉。为民“三打”，“三打”惠民。市“三打”办分别于去年7月20日、9月19日在市区组织了两次“三打”问卷调查，共有2.04万名群众受访，其中99.5%的受访群众对“三打”工作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人民群众幸福感和安全感普遍提高。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就像是人的两条腿。作为广东的后发地区，近年来河源的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但社会建设却显得相对滞后。一些干部提起经济数据头头是道，但对于社会建设却一知半解，对应对问题、化解矛盾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导致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是新时期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也是执政的民心工程、社会的保障工程、和谐的基础工程、发展的重点工程。何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从文字定义中不难看出，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创新任务千头万绪。只有抓住民生诉求、在百姓最近的地方创新，才能取得实效，才能让群众触手可及。 2012年伊始，市委、市政府就将社会管理创新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一个全新的机构——市社会工作委员会应运而生，一系列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由此开始。急民所急，想民所想，社会管理创新才能有的放矢。河源是一座新兴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涌入，成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但也带来了子女入学、社会治安等难题。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分布广泛，解决他们的难题已经成为改善民生、增强福祉的重大课题。以源城区为例，该区有常住人口30多万人，另有15万是外来流动人口，是常住人口的一半，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怀着梦想漂泊异乡。如何让新客家人更好地融入到河源整体文化和社会环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今年初，源城区就此课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启动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项目、开创了新客家人爱心家园、成立了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创办了《新客家人》报刊、举办了服务管理论坛等九大服务项目，充分调动了社会团体和社会热心人士参与社会服务管理的积极性，增强了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凝聚力，拉近了外地人和本地人的距离，形成互助、友爱的团结风貌，提升了外来务工人员对源城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日前，源城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项目从全省第一批23个社会创新观察项目中脱颖而出，名列前五，成功升格为省试点项目，并被授予“广东省社会创新实验基地”牌匾。源城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项目只是我市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缩影。在去年，我市还先后举办了南粤幸福活动周等一系列活动，上演了一场全民欢乐嘉年华。实现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维稳，向“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主动“创稳”转变；由注重“事后控制”的静态维稳，向注重“源头治理”的动态维稳转变；由“管控打压”为主的刚性维稳，向“服务管理”为主的韧性维稳转变；由“扬汤止沸”的运动式维稳，向“釜底抽薪”的制度性维稳转变。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的不仅仅是好的项目、好的活动，更需要领导观念的转变、态度的转变、作风的转变。市委书记何忠友在全市社会管理创新现场会上剥茧抽丝，要求全市上下要以经济建设的理念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切实把项目摆在突出位置，像抓经济建设那样抓好社区建设和农村基层建设，在全市社会领域形成竞争向上的社会管理创新“赛马场”。市长彭建文在源城区调研社会管理创新时表示，要进一步强化群众意识、统筹意识和法制意识，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把群众满意作为社会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共同参与”的社会管理工作格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共建和谐社会的生动局面。作为广东省的山区市，河源是“穷广东”的缩影。2008年，我市在册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只有1421元，处在绝对贫困状态；全市有318个村集体收入不足3万元，是省定贫困村。消除贫困，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2009年，广东启动了“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新模式，一场“富广东”帮扶“穷广东”的行动强势铺开。作为实施扶贫开发“双到”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河源更是将“双到”工作作为落实科学发展，实现保增长、惠民生、促稳定的重要工作来抓。市委书记何忠友、市长彭建文等市领导先后多次到挂钩贫困村，听民声、访民意、汇民智，为贫困村发展出谋划策，为贫困户脱贫殚精竭虑。 “抓票子、盖房子、强班子”是实施扶贫开发“双到”工作的重点和关键。在扶贫“双到”过程中，产业化扶贫、金融扶贫、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房改造等扶贫手段、扶贫方式不断创新，贫困户和贫困村发生了根本变化：连平县上坪镇东阳村在省林业厅挂钩帮扶下，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发展鹰嘴蜜桃种植，不仅为村民推广种桃技术，使村民家里的鹰嘴蜜桃实现丰产丰收，还帮助村里建设了鹰嘴蜜桃交易市场，一举解决了鹰嘴蜜桃的销售问题；龙川县鹤市镇大佳村在帮扶单位的支持下，成立了大佳食用菌种养合作社，入社贫困户在合作社的资金、技术、市场优势的帮助下，种植的产品销往广州、深圳、惠州等地；和平县林寨镇杨洞村在省质监局帮扶下，由省质监局拿出40万元抵押金为该村作担保，推进信用村建设，解决了贫困户发展项目资金短缺的问题…… 2012年，我市扶贫“双到”进入全面收官阶段。统计3年来的数据，帮扶单位、企业已投入帮扶资金18.77亿元，平均每个贫困村投入590万元。扶贫开发“双到”3年的投入超过了2009年以前10年扶贫投入的总和。在册贫困户人均年纯收入达到7043元，比2009年增长3.42倍，100%的可开发在册贫困户实现脱贫；318个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超过5万元，平均达到8.89万元，共计建设硬底化村道1321公里，完成农房改造55897户，77027户贫困户实现了饮用水安全。扶贫“双到”要经得起群众检验，帮扶措施的好与坏，群众说了算。在扶贫开发“双到”的过程中，河源的贫困户收获的不仅仅是资金、资源、技术，更点燃了他们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热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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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川县川人志愿者“献爱心”捐书活动
专题编辑：longchuanzaixian
发布时间:2012/12/6
为了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为了让山区的孩子和留守儿童等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为了满足广大朋友奉献自己爱心地愿望，龙川县川人志愿者服务队举办“倡议广大朋友献爱心捐图书”的活动，希望广大有爱心的朋友们在本次活动中把您们的旧图书、杂志等书籍于活动期间送到龙川县川人志愿者服务队图书回收站。二、活动主题：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分享知识，传递温暖。三、活动目的：节约资源，实现共享, 捐赠爱心，留存书香；用爱心传递真情 ,送书籍成就梦想, 让爱传递希望，给困难的孩子们更好的学习的方向。四、活动时间： 2012年12月9日 11:00—-18:00 五、活动地点：龙川县老隆镇803车站广场六、活动举办方：龙川县川人志愿者服务队七、活动对象: 龙川县及其他地方的爱心捐赠者八、捐书种类：（1）专业教材类：包括专业教科书、公共课教材、选修课教材；（2）各种辅导资料、练习册等；（3）工具类书、词典、字典等；（4）报刊、杂志、故事书等课外读物；（5）名著、小说、散文书籍；（6）各类漫画图集等。九、活动具体安排： A前期准备（1）通过网站（龙川在线: www.07626.cn/ 龙川论坛，河源论坛）、微博、QQ和QQ群、展板以及海报、横幅进行宣传，以一则短新闻方式展现出来（见倡议书）； (2) 由宣传组制作两块宣传横幅,放在中心广场；（3）由本服务队征集志愿者，共征集10名志愿者，分成2组。（中午和下午两组）（6）打印登记表格50张。 B活动中期：（1）由志愿者服务队组织志愿者在803广场集合，分配任务，布置现场；（2）活动的当日将人员分为两部分进行；（3）对前来捐书的广大爱心捐赠朋友们进行登记，并赠送纪念卡，并在所捐图书的扉片上留下“XX镇XX所捐”的字样，并告知对方我们所收集的图书的去向； (4)在组织活动期间由宣传组进行摄影留念；（5）活动期间应该注意活动场地的秩序。 C活动后期：（1）协助团队把图书搬运到固定地点；（2）清理活动场地；（3）志愿者服务队各组做好工作总结；（4）对捐赠突出者出榜公示以表感谢（网络公布）；（5）由宣传将此次活动的照片传到志愿者网，QQ群等地方，便于以后用于后期宣传。十、注意事项：（1）工作人员应保持场地秩序，调节气氛，对所捐赠者热情接待；（2）举办活动期间志愿者应该签到签退，严格考勤；（3）注意处理突发事件向捐款者解释所捐书的目的和去向；（4）对所捐书中，特别不能纳入收藏范围的书和内容不合适，内容不健康的书应及时处理；（5）在搬运期间，小心拿放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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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过年骑行回家，找骑友一起骑行（深圳——龙川）
专题编辑：longchuanzaixian
发布时间:2012/12/6
想过年骑行回家，找到一起的旅友，路径：深圳—惠州—河源—龙川（然后我在到田心霍山），初步分2天时间全程约300KM, 如果有这一想法苦于没有同伴，快加入入吧！一起讨论！ QQ:247957832 电话：13641461007 阿古。福田人也可加入我们骑群：259806412. 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长短途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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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游文化小姐云集龙川东江1号公馆
专题编辑：龙川在线
发布时间:2012/9/28
2012世界旅游小姐大赛河源赛区总决赛暨东江1号公馆1栋盛大开盘一、活动时间活动日期：2012年9月30日（中秋）——10月2日（国庆），共三天 9月30日活动时间：上午10：00～12：00（开盘仪式、节目表演、互动游戏、月饼品鉴会）下午15：00～17：00（世界旅游文化小姐参赛选手亮相、林肯车巡游东江畔、样板房合影留念、幸运大抽奖） 10月1日活动时间：上午10：00～12：00（世界旅游文化小姐参赛选手亮相、林肯车巡游东江畔、样板房合影留念）下午15：00～17：00（世界旅游文化小姐参赛选手亮相、林肯车巡游东江畔、样板房合影留念、幸运大抽奖）晚上19：00～21：00（世界旅游文化小姐广东赛区河源区总决赛） 10月2日活动时间：上午10：00～12：00（世界旅游文化小姐参赛选手亮相、林肯车巡游东江畔、样板房合影留念）下午15：00～17：00（世界旅游文化小姐获奖选手见面会、林肯车巡游东江畔、样板房合影留念、红酒品鉴会）二、活动地点东江1号公馆营销中心三、活动主题 2012世界旅游小姐大赛河源赛区总决赛暨东江1号公馆1栋盛大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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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甜蜜惩罚2》第二季的剧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