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甜蜜惩罚2》第二季的剧情简介

当今闽粤赣客家大本营，闽西有客家公祠，赣南有客家宗祠，但闽粤赣客家聚居地的最大组成部份的粤东北却没有类似的大型公共客家祠堂。为此，本人建议在广东龙川建立客家祖祠。理由如下：

1.       在闽粤赣聚居地的数十个纯客家县中，龙川是最早建立的客家县（秦置），2008年是龙川建县2222周年。秦代龙川所辖约60个县区，成就了粤中、粤东、粤北三块客家文化区。

2.       古龙川是客家先民的重要发源地。客家迁徙应有六次，第一徙是以秦开五岭为主体。秦开五岭的中原遣军与徙民成就了客家先民，而古龙川是此拨客家先民的最重要的驻扎地之一。因为，据历史记载，秦始皇南征百越的50万大军，全部留在南越“谪戍以备之”（《汉书·严助传》），赵佗（先任龙川县令、后任南海郡尉）“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客家人自诩为汉族的正宗”，此1.5万无夫女子与秦开五岭的军人婚配可看作是正宗的中原汉人的家庭之所在；此外，秦始皇多次向岭南迁徙中原汉民，前后5批达150万人，这些人多数是举家而来，如龙川的任、赵、官、韦四姓居民是目前可以证实的第一批进入古龙川与当地土著人杂居的中原人。所以，古龙川可以看作是客家先民的重要发源地。

3.       古龙川可看作是客家族群的发祥地。龙川地处闽粤赣客家三角地之粤东北中间，粤东北是现今闽粤赣客家聚居地最多客家人的地方，粤东北的客家县约20多个，如河源市、梅州市基本为纯客家县，韶关市、惠州市等多数为客家，所以，古龙川在粤东北客家聚居地中地位非凡；且秦代赵佗任龙川县令时代的龙川，势力抵及赣南的龙南、定南、寻乌、南康，抵达福建的云霄、诏安、漳浦等地，以及湖南的郴县、道县、江永等，颇具影响力，而上述多为客家地。基于此，古龙川可谓是举足轻重的客家先民县。在古代，它是粤东北客家先民的重镇和辐射点。它立足粤中，沟通粤东与粤北；它地处闽粤赣客家的连接点，往北可沟通赣南客家，往东可连接闽西客家，在客家大本营的地位举足轻重，无任何一个客家县能与其比翼，从而，它可看作是客家族群的发祥地与根据地。

4.       如将秦开五岭作为客家迁徙第一拨，客家历史迄今2229年。过去一直把罗香林的客家迁徙五次说奉为圭臬，认为客家迁徙是先到赣南、再到闽西、再到粤东北，但很多客家姓氏并没到过闽西或赣南，有的姓氏某一支到过，但其它支系并没到过。且，按罗香林五徙说，客家先民多数是唐宋进入今之客家地区。如按六徙说（在罗香林五徙说前加秦汉一徙、尤其秦开五岭是为客家先民的第一拨），客家先民南迁的历史将从两晋提前到秦代，客家迁徙迄今已2229年。

5.       龙川在客家迁徙中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谭元亨教授认为：客家迁徙还应有东江路线，这便是，长江—赣江—赣江支流贡水—贡水分支桃江—（赣南）定南水—（粤东北）东江（龙川）。从江西余干、南康到广东龙川，主要是水路，一旦到了龙川，便可以作为中转站，大批物产便可以进入广东的腹地。这条东线，在唐宋元明清年间，更成了交通的大动脉。因此，它是客家先民迁徙的东线。而广东历史文化地理学家司徒尚纪教授则言，贡水支流湘江（不是湖南的湘江）上游的筠门岭，是古代一大通衢，现代作过红军与粤军谈判的要地，那里与南流的寻乌水近在咫尺。而 湘江到寻乌水之间，如今发现了古驿道。上述皆可说明，这些古驿道与水路可说是古代客家先民迁徙通衢大道，所以，龙川在客家迁徙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理位置。

6.       龙川作为古邑专家已有定位。广东省政府参事、珠江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在2003年考察龙川后说：这次来龙川解开了一个千古之谜，即，当年秦始皇南下大军找到了下落。为什么说呢？因为龙川183个姓，佗城就有179个，这说明当年随赵佗南下的秦军就地同化了。黄伟宗教授于是给龙川题写了“珠江东水开端、岭南古县第一”的对联，横批为“古邑龙川”。

7.       秦开五岭将领中的赵佗应视为客家人文始祖或客家人总始祖。凡祠堂应有祖宗，客家祖祠可将赵佗定为客家人文之祖或客家人总始祖。赵佗是秦开五岭中的重要将领，平南越后设立南海郡，南海郡下辖番禺、博罗、龙川三县，赵佗荣膺龙川首任县令，荣任龙川县令的赵佗可视为客家的人文始祖。因为，赵佗称王之前在龙川任县令达六年之久，龙川是赵佗的兴王之地；赵佗是秦开五岭中后来成就最大的功臣（成为南越王），“广东之文始尉佗”，他最早在东江流域传播中原文化，东江流域成就了东江客家，东江客家东连粤东客家、北接粤北客家，同时沟通闽西、赣南客家，成为客家大本营的重镇与辐射点，所以，荣任龙川县令的赵佗理应视为客家人文始祖。再说，后来在广府地盘番禺称王的南越王赵佗，广府人并未把他当作自家的皇帝或王朝来祭祀纪念，皆因他是中原汉民而非当地的越族土著；我们来自中原各地的客家（客而家焉的汉人）正宜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人文始祖或说客家人总始祖，因为，客家各姓氏皆有自己的祖宗，但作为客家族群来说也应有个统一的总始祖，而这，非赵佗莫属。

8.       客家人文始祖赵佗成就了粤中、粤东、粤北三块客家文化区。秦代龙川所辖粤中、粤东、粤北约60个县市区，当时疆域20000平方公里，人口约82万。在赵佗龙川的基础上成就了粤中、粤东、粤北三块客家文化区，广东文化地理学家司徒尚纪在《广东文化地理》一书中有述。司徒尚纪教授将今之广东划分为广府、客家、潮州三大文化区域。其中，广府文化区域为粤中和粤西南；潮州文化区分布在粤东潮汕平原及粤东沿海；客家文化区域为粤东北—粤北客家文化区，主要分布在广东东部和北部的20多个县市，包括梅州客家文化核心区、东江客家文化亚区、粤北客家文化亚区；全省79个县市都有客家话分布，其中，30个为纯客家话或以客家话为主的县市，49个县市属于部分地区讲客家话的。从上述划分看，客家分布在粤东梅州、粤中东江流域、粤北韶关大地，此分布与秦代龙川赵佗所辖的粤东、粤中、粤北范围基本吻合，所以，赵佗作为客家人文始祖有理有据、功不可没。在汉高祖刘邦封他为南越王的诏书中就说赵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1]。

9.       龙川可看作是第一祖地，应建立供奉客家人文始祖赵佗的客家祖祠。现今建立客家公祠的闽西石壁，正如某些客家学专家所言：如此狭窄之地决不可能孕育出如此庞大的客家民系。而今日龙川共有183个姓，佗城就有179个。而闽西的石壁客家公祠，仅供奉客家姓氏牌位160余位（而这160余位姓氏并非都关联于石壁），这与现有客家姓氏状况不符（有的客家县一县就有200多姓氏）。龙川作为客家祖地要比闽西石壁更具说服力。谭元亨教授对石壁与龙川的姓氏作过比较研究。他说：“古邑龙川作为客家祖地，它所拥有的姓氏丝毫不比石壁逊色。我把佗城的138姓与宁化的129姓（有谱牒的）作了比较。其中重合的有100来个，但双方各自仅有的，也有数十个之多，如龙川古四大姓，赵、韦、官、任，除赵（这是大姓）外，韦、官、任三姓石壁均没有，还有如文、顾、麦、关、劳、祝、白、书、向、练……等姓，石壁也没有；而石壁的上官、贝、危、阴、滕、虞等姓，龙川则无。”谭教授在文中将龙川作为“第二祖地”，也许是因为刚刚认定龙川也可作为祖地、而石壁在早些年已被看作祖地。但石壁被看作祖地是当时的历史需要——海外客家乡亲寻根问祖的需要，而今，对龙川进行全面的考察后，尤其笔者执笔完成了《秦代龙川县境地域考证》后，认为，龙川作为第一祖地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因为，罗香林的客家五次迁徙说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而在罗香林的五徙说前加一徙为六徙就能较好地解释客家迁徙的若干问题，这样，秦开五岭就是客家第一徙的重要部分（笔者有另文专述），如此，客家迁徙的时间就要比石壁祖地所说的要早600年。退一步说，遑不论谁为祖地第一第二，在客家人文始祖赵佗诞生的龙川建立客家祖祠、供奉赵佗实有不可估量的巨大历史意义；此外，作为客家祖地，如果没有总始祖，祖地之位显然不够圆满。

10.  从地理位置来说，龙川在古代就是重要的南北通衢，对客家民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龙川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清嘉庆《龙川县志》卷六《形势》载：“据郡上游，当江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固三省（粤、闽、赣）咽喉，四州门户，可不谓岩邑哉。”古人亦有述，《水经注·泿水》中就称“（泿水）又经博罗县，西界龙川。左思所谓‘目龙川而带垌’者也。赵佗乘此县而跨南越矣。”后一句，标明作者郦道元认为赵佗是借龙川之势而“跨南越”的，查左思《吴都赋》中则有“拓土画疆、卓荤兼并，包括干越，跨蹑蛮制，婺女寄其曜，翼轸寓其精，指衡岳以镇野，目龙川而带垌。”后两句，“指衡岳”即衡山，野为“苍梧之野”，即为衡岳以南零陵等地；而“目龙川而带垌”，则为一旦越过五岭，看到龙川，便可以直下南粤了。可见，古龙川的陆路重要地理位置。古代水路龙川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江西省定南县档案史志局的任建群在《任嚣赵佗·龙川与客家》一文中叙述：在陆路交通并不发达的秦代，水路交通显得尤其重要，从现存的史料中很难看出任嚣、赵佗率50万大军是从哪条路进入岭南的。从陆路，有许多关隘可以进入岭南，越族山民也有一定的守陆路关隘的经验。而从水路龙川恰好能沟通赣江和东江，无论从长江到赣江再到岭南，还是从陆路到赣南南部再改水路到岭南，龙川都是必经之地，所以当年任嚣赵佗率军进攻岭南，采取水陆并进的方法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正是由于龙川得天独厚的重要地理条件，所以，赵佗以龙川为根据地逐渐坐大，日后控制岭南成为南越王。而龙川作为重要的南北通衢，在客家民系的形成中必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11.           龙川作为新老客家形成的交通要道，其历史地位无与伦比。龙川是古代北方南下的必经之地。据《太平寰宇》，“梁、唐、晋、汉、周之间，常为总管府，甲兵屯焉”。南汉乾亨六年（922年），改雷乡县为龙川县，“仍移（循）州就县古赵佗城。西接嶅山，南临浰水”，仍是交通要地。五代末，罗恺先祖为南昌人，“徙循之龙川”。而时龙川县为循州治所，其地位大大加强，“东南抵惠，东北接梅、潮，西（应为西北）连汀、赣，重山峻岭数百”。龙川水陆重地老隆镇，东连潮、嘉，西达广州，“懋迁络绎，货物充盈”，。上述是秦汉后五代时期的史料，但，据此可上溯界定秦汉时期龙川是皇家军队和北方部分移民南迁的必经之地。与此同时，龙川也是唐宋元明清时期客家人南迁及后来北进的通衢之地。宋末元初，客家人从赣州等迁入广东东部，明清时期，粤东、闽西等客家人又北返赣南，形成了今赣南“老客”及“新客”之分。沟通赣南与粤东交通的东江在此迁徙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东江上的龙川可说是客家移民中重要的交通枢纽和中继站。例如，秦代属于龙川的和平是赣南进入东江的必经之途。除和平外，明代在赣南、粤东新设的定南县、长宁县（今寻乌）、永安县（今紫金县）、连平、大埔、平远、镇平（今蕉岭县）等，这些今天的纯客住县，加之明以前的梅县、兴宁、龙川、河源、始兴、英德、仁化、长乐（今五华）等，这些秦代龙川的辖地，最终形成了近代广东东江、北江、韩江上游山区客家人集中分布的形势。可见，龙川作为新老客家形成的交通要道，其历史地位极其重要无与伦比。

12.  当代龙川也具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三条铁路、三条高速公路在龙川交叉，今日龙川在粤东的交通枢纽重要地位更加凸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龙川的重要地理战略地位使之然，也与古代秦朝统一中国、在华南最早设立郡县有着不谋而合的历史必然。

13.  古邑龙川的重要地理位置为客家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以龙川为中心的东江流域成为南北贯通赣江与东江、东西连接北江与韩江上游的中枢之地，而东江上最著名的龙川县就成为纵横交接的中心之一，成为客家古邑与客家文化的杰出代表。舍龙川，不但粤地客家诸邑与文化不能连接，而且与客家文化发源地之一的赣南也无从对接。所以，龙川这颗东江上光彩夺目的明珠，这建县2222年的古邑，它不仅在昔日客家族群的发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我们弘扬传统客家文化的过程中也将迸发出璀璨的光芒。

14.  没到过石壁的“水源音”东江客家，更加承担了客家祖地即开基地的功能。关于水源音，司徒尚纪在《广东文化地理》一书中说：在粤东与粤北文化区分界的新丰县（古称长宁县，与江西寻乌县原名长宁同名），据乾隆《长宁县志》说，“语有两样，一水源音，一客家音，传说开建之始祖，自福建而来，则客家音；自江西而来，则水源音”。[2]谭元亨教授在《龙川：客家古邑论》中强调：由于客家迁徙不仅仅是进入福建石壁而后辗转梅州一条线路，还有自江西直接沿寻乌、定南水进入东江，到达龙川，再沿东江散布到惠州、增城、东莞、宝安的一条线路——这有同属于客家方言的“水源音”为证，因此，对于未经过石壁而来到今日更广阔的客属地的客家人而言，龙川其实也同样承担了客家祖地即开基地的功能。

15.  自古英雄豪杰之兴，必有名山雄岳；龙川霍山，作为客家人的圣山实为至极美事。如果说，石壁是客家祖地之一，相邻的冠豸山被称为“客家神山”；同样，龙川是自江西进入广东的客家祖地——如今已称为“客家古邑”，其相邻的霍山同样也应是“客家圣山”了。早在一千年前，苏轼便有诗云：霍山佳气绕葱茏，势压循州第一峰。宋代当时的循州，正包括自惠州至龙川、兴宁一带，也就是粤东大部分客属地。换句话说，广东是第一大客家省，而客家主要聚落在粤东北，那么，“势压循州第一峰”，也就是粤东客家属地第一峰了，称之“圣山”可谓实至名归。苏轼诗中，还有更具客家风味的一联：“船头昔日仙曾渡，瓮里当年酒更浓”。自寻乌、定南水下东江，是客家人南迁的重要线路，霍山的船头石，当有纪念这一南渡的意义所在。霍山著名的酒瓮凌云，乃龙川八景之一，令人联想到淌出甜甜的霍山水，可是米酒所化……霍山所具有的客家文化的元素，还有很多，如吊谷上棚，与客家人南来的稻作文化相关；甚至于远远看看去，有人称是一船中原人，撑高下东江，形态毕肖——分明是大迁徙的历史大场景。而台湾的龙川客家人，更在上面立了“思乡亭”。所以，水源音的东江客家同样承担了客家祖地的功能。（宋）朱何《霍山记》云：“予尝闻天下之山矣，洛有嵩山，鲁有泰山，并有恒山，冀有岐山，斯中国也。匈奴有祈连山，西域有葱岭山，高丽有辽山，西南有文山，斯夷狄也尔。霍山者……，抱瑰奇卓异之实，而名未白于世者，此未之遇然耳……有时而遇也，则摅云而为膏物之泽，巢凤凰为明时之瑞，蓄杰材为大厦之用，繁灵药为生民之会，恶肯浮取其名哉，予恐霍山予言何如。” 这段文字说的是：山的出名在其“归属”，无归属难以有名。“遇与不遇”在乎机会，而霍山独特的地缘位置，无机遇而“益自负于杳冥磅礴之间”，有机遇则“掳云而为膏物之泽，巢凤凰为明时之瑞……”今日霍山亦已为广东七大名山之一，古人留下的诗文也不少。如此，是时候给霍山一个明确的历史定位了，它处于汉界与蛮界之间，当算作来自中原的汉人，也即来自中县人、中州人、中国人（均为中原人在不同时期的称谓）尔后形成的客家人的神圣之山。

16、古龙川是成就客家先民的风水宝地，人文始祖赵佗在此留下的古迹，是客家祖地的丰富人文资源。龙川得名来自于神话传说：古代龙川所在地有龙穿地而出，龙穴流出泉水，因此称为龙川；还有一种说法是龙潭自嶅山分注会于川故名龙川。亦传，盘古开天地时，龙王为除水患，令二龙子穿地而出，遂成东江，黄帝传旨二龙子将穿地而出的地方叫“龙穿（龙川）”。以纪念赵佗而名的佗城更是“三龙”汇聚之宝地。鳌山山脉似龙，西山山脉似龙，龙台山山脉似龙，“三龙”自北向南蜿蜒而来伸向佗城，赵佗选择“三龙口”——佗城这一风水宝地建县治，并由此而登上南越王的宝座。中华民族自诩为龙的传人，客家族群是汉族的重要组成，自然也是龙的传人。佗城文物古迹众多，有80多处文物古迹，有越王庙、孔庙、正相寺、正相塔、坑子里文化遗址（新石器时代）苏堤遗、循州治所遗址、农民协会遗址、考棚、衙前石狮子、风雨亭、东瑶古窑群等等；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2处。龙川还有古老祠堂48个。佗城内的越王故宅，是龙川首任县令的赵佗故居，故居遗址在佗城中山街，宋代时曾改为光孝寺，明代在此建观音堂，民国期间曾为龙川县第一中学；赵佗任龙川县令时，在龙川筑有越王井。 据韦昌明《越井记》称“井周围为二丈许，深五丈。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其源出嶅山，泉极清冽，味甘而香。自秦距今，八百七十余年，其迹如新”（《全唐文》卷八百一十六）。韦昌明认为，赵佗在龙川筑井，是赵佗的政绩之一。此井在当时可供万人汲用，估计是供县城戍卒及附近居民的饮用井，对于改善县城居民的饮水卫生状况、保障军民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据新编《龙川县志》载，井位于龙川旧县城佗城镇光孝寺内。井为砖石结构，深40米，井口开有一直径0.6米的圆形汲口，井台高出地面0.7米；六角形的台面，以四块石板平铺而成；井膛用三层红色方石叠砌，叠石下用青砖铺至井底，中部直径约2.5米。该井现保存完好，笔者曾亲到该井观览，确实非同凡井。南越王庙则是后人为纪念赵佗而建立的庙宇。越王庙位于佗城中心街，占地352平方米，是后人为奉祀秦县令赵佗所建。学宫（孔庙）位于佗城中心街，建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占地7278平方米，按州府所在地规格建造，为七开间（县所在地学宫为五开间），由大成殿、明伦堂、尊经阁和五丰殿组成。相传此宫由北京名师建造，古时用以修研经书、培养学者之所。赵佗因龙川而后成为南越王，而龙川因赵佗而享誉天下，赵佗在龙川留下的种种古迹，都是作为客家祖地必备的丰富人文资源。

16.           客家祖祠地址应在佗城范围。赵佗就任首任龙川县令，立即着手于龙川城的建筑。今广东龙川县佗城镇，就是赵佗所筑的佗城旧址。当时赵佗亲勘当地山川形胜，最后确定“建城于嶅湖之东，阻山带河，四面平旷”（《全唐文》卷八百一十六》）。 佗城三面环山、一衣带水，南临东江，易守难攻，又利交通运输，故历千年之久。唐代韦昌明在《越井记》中说：“南越王赵佗氏，昔令龙川时，建（城）池于嶅湖之东，阻山带河，四面平旷，登山景望，惟此为中。厥土沃壤，草木渐包，垦辟定规制。”（《全唐文》卷八百一十六）后人为纪念赵佗，把其修筑的龙川县城称为佗城。佗城是广东省最早的县城之一，已被列为广东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佗城至今仍保存近百处文物古迹，如越王井、越王庙、孔庙、正相塔、正相寺、马箭岗、点将台、古砖窑址、城隍庙、古城墙以及许多古老的祠堂。客家祖祠地址选在佗城范围，这样就与众多的文物古迹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但具体地址有待全面衡量而后定。笔者曾在佗城走过，在佗城灵江村附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是否选在该地可请方家酌定。  

综上，笔者认为：由于龙川为客家最早县治，客家族群在此发祥，它是沟通闽粤赣客家的核心点，又有客家人文始祖赵佗，古今皆为极为重要的水陆通衢，等等，因此，在龙川建立客家祖祠名正言顺、理所当然，以上管见，权当抛砖引玉，如果笔者的倡议确属得当，那么，作为一个深爱自己文化的客家学者，我真切希望当地政府和广大客家学者以及关心客家文化的人士给予高度重视，促使客家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最终得以实现。

（2010-5-27改稿）

（本文作者冯秀珍为广东丰顺客家人，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学术部主任，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客家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理事）